编者推荐：
《中国历史的教训》被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列为2015年推荐图书，被《人民日报》列为2015年的第一本荐书。
2015年的第一本荐书，我们从反腐开始。《中国历史的教训》的特别之处，不仅在于它是一本鉴古知今的读史笔记，更在于作者习骅是一位在“反腐第一线”工作多年的纪检监察干部。我们推荐这本书，是希望更多的读者以史为鉴，读史明智，从历史中寻找被尘封的华夏治理精义。
——《人民日报》
《中国历史的教训》，是一本以人物故事为主线、以廉政思想为内核的中国历史通俗读物，也是第一本由纪检干部倾注心血写就的读史感悟。
作者习骅在“反腐第一线”工作多年，全书收录了他创作于2012年—2014年，并发表在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等多家媒体上的24篇“说古道今”的文章，以轻松的笔调通过众多令人嗟叹与沉思的人物故事，来讲述历史风云变幻中的不变正道。作者巧妙地从古今历史，特别是明清治国、吏治等历史典故中寻求成败教训、总结得失经验。
《中国历史的教训》有趣、有料，洞察官场百态，叙事流畅生动，见解独到深刻，传递廉政新思维正能量。2015年，中国将在“打虎拍蝇”新常态中持续收获“民心红利”和国际赞誉。《中国历史的教训》立足中国文化，植根中国国情，它所展示的警示意义将会为反腐倡廉工作带来巨大推动，有助于实现中国梦。
作者简介：
习骅，现在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工作，法学博士。曾先后师从南京大学林仁栋教授、北京大学黄宗良教授，研究廉政立法和苏共问题。
目录
前言 白胡子老人讲古今
第一部分
1军机处的纪律
2雍正治吏的非常举措
3朱元璋为何暴打茹太素
4崇祯本可不上吊
5谁是最快乐的人
6高级干部的低级错误
7慈禧收礼
8赵匡胤与官二代
9皇帝的伙食费
10庆亲王的作风问题
11一把扇子与制度设计
12雍正皇帝的另一面
第二部分
13苏联政治笑话中的干群关系
14共产党是如何“买通”陈嘉庚的
15巧官曹振镛
16笨拙的行贿
17作风建设与历史周期律
18将军的烟瘾
19吴江县令的从政环境
20御史的冤屈
21苏联帝国的背影
22张之洞借钱
23布贩子买官
24晚清的两个奇官
前言
白胡子老人讲古今
在我的老家故事不叫故事，而叫“古诫”，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历史经验、历史教训、历史警示；或者叫“古今”，相当于克罗齐所谓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”。
我小时候最爱听人讲古今。
记得毛主席还在世的时候，有一天黄昏，我耍累了准备回家，看到两个白胡子老人蹲在老街街头，抽着烟袋，正眉飞色舞地讲古今。那时候人们都喜欢蹲着，可能是为了减少热量的消耗吧；而且言多必失，蹲着讲目标要小一点儿。于是我悄悄凑过去，蹲下来偷听。
不知不觉天完全黑了下来，突然，其中一位老人家举起烟袋锅指着我说：“这孩子将来会看到不少大事，我们赶不上了。”
从此我幼小的心灵里满是期待和焦虑，好比填满了烟丝的烟袋锅，动不动亮一下冒冒烟：我到底会看到什么大事？什么时候时候才能看到？
后来“四人帮”倒台了，再后来我考上了大学，同时整个社会从漫长的冬眠中苏醒，伸伸懒腰，动了起来。人们整天忙碌着，脸上洋溢着笑意，头发烫了，裙子短了，在电视机大声播放《射雕英雄传》的间隙，房子盖起来了，甚至开上了汽车，过去全县只有一辆，是县委书记坐的……这一切如同变戏法一样，是在慢吞吞的中国历史的一瞬间实现的，今天细细回想，仍然以为在梦中。
想着想着，有一天我终于恍然大悟：改革开放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命运，改变了中国历史，这事还小吗？
其实这只是故事的开始。
政治家好比家庭主妇，永远有做不完的事。从经济学的角度看，如果说邓小平做了一块大蛋糕，基本解决了效率问题，那下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公平问题，也就是如何把蛋糕做得更大、切得更合理。干部的作风问题和腐败现象既是社会不公的重要表现，又是社会不公的重要原因，成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拦路虎。
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，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严肃的历史课题。白胡子老人的预言再次应验：十八大之后，中国的改革列车陡然提速，正党风、反腐败风暴更是摧枯拉朽，速度和力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网上网下，一片欢呼。在人的思想逐渐多元的今天，这种一致并不多见，何况它更多来自于理性：一个国家只有安上了效率和公平两个翅膀，才能昂首飞翔于世界，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无非如此。
邂逅伟大的历史节点自然幸运，更重要的是参与。党的十八大闭幕24个月了，我借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讲了24个“古今”，以特写镜头，放大了古今中外不同类型公职人员的奇异形象。看起来我在说故事，其实是在写时评，目的是与广大公职人员共同思考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共同加深对中央大思路的理解，共同增强创造历史的责任感和自觉性，不在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所称的“输不起的斗争”（反腐败）中掉队或脱逃，不与历史车轮背道而驰。
同时，我也在悄悄告诉非公职人员，对反腐风暴不能止于欢呼，更不能止于围观和猎奇，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是全民族的共同梦想，没有全民族群策群力就不可能实现。
24个“古今”里既有清官能吏忠臣，又有贪官懒官巧官；既有守规矩识大体的普通党员，又有犯了低级错误的高级干部；既追溯了中共成功的历史文化根源，又透过表象挖掘了苏共溃败的深层原因。24个古今里的人和事，有的伟岸得让人拍案叫绝，有的卑劣得让人不可思议，有的愚蠢得让人顿足捶胸，个个似曾相识、如在左右，不是成功的经验就是“历史的教训”。根据读者的反馈和领导的指示，现将报纸上的24个“古今”稍加修整，奉献于此。
“知我者，谓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！”用心的作者加上思考的读者，等于一本书的完整价值。读了这本书，如果你的头脑中闪现了这样的问号：100年后，当白胡子老人讲述今天这段历史的时候，你会是24个“古今”里的哪个人呢？为了超越历史的教训，你做过什么呢？——那就是值得欣慰的好事。
第一部分
1.军机处的纪律
导语：公务人员是政权大厦的四梁八柱，严明的纪律是梁柱的防腐剂，是保持其长久支撑力的基础。
历史的经验是：法纪越严，官越不好当；官越是不好当，国家越是前途无量，人民越是充满希望！
朱元璋坐了龙廷不久，召集大臣开研讨会，主题十分严肃：元朝曾经那么强大，为何不到百年就灭亡了？大臣们普遍认为，元朝的统治太宽松了。朱元璋纠正说：元朝是对官员太宽松了！
朱皇帝发现了一条重要的执政规律,正反佐证俱在。
一
清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年），一场政变推翻了越南政府，国王黎维祁紧急求救。两广总督孙士毅受命带兵平叛，马到成功。国王十分感激，主动要求孙士毅当国王，自己退居二线。
乾隆当然很高兴，封孙士毅为一等谋勇公，调他回京出任军机大臣、兵部尚书。
此时的孙士毅是何等威武，直到遇到和珅。
回京第二天，孙士毅早早立在皇帝办公室外，手里把玩着什么东西，静候乾隆接见。军机大臣和珅过来了，笑眯眯打招呼：
“大英雄回国，带啥奇珍异宝了？”
孙士毅说：“哪有？哪有？”
和珅假装不高兴：
“没有？您手里是啥宝贝？”
孙士毅敷衍道：“啊，就一鼻烟壶。”
和珅一把夺过来，只见这鼻烟壶在阳光下玲珑剔透、美轮美奂，竟然是一颗特大珍珠雕成的，足有鹌鹑蛋那么大。
和珅简直爱不释手：“这东西真不错，送给我吧？”
孙士毅赶紧解释：“这是献给皇上的，我已预先禀报了，下回再给你弄一个吧。”
和珅拍拍孙士毅的肩膀：“开个玩笑，我哪里配玩这个。”
过了几天，和珅突然来到孙士毅办公室，神情诡秘地说：
“碰巧我也有个鼻烟壶，不知道好不好，你帮我看看？”
孙士毅一看，不禁大吃一惊：这正是自己送给皇上的！
孙士毅是个细心的人，他悄悄查阅了皇上的赏赐登记簿，近期并无任何赏赐记录！
时间久了，孙士毅懂了，和珅可以随意出入宫廷任何一个角落，如同在自家一样。他没事最喜欢去内务府库房转悠，只要发现喜欢的东西，拿了就走，不跟任何人打招呼。后来嘉庆皇帝抄他的家才知道，国内外进贡给乾隆的宝贝，最好的都在和珅家。
孙士毅暗自叹息：宫中那么多管理规矩，在和珅面前竟然如同一张废纸，这不是什么好现象！
岂止是财物管理规矩，就是军事制度照样是一纸空文，后果也更加严重。乾隆的养子福康安，领兵镇压苗民起义。到了前线受不得苦，居然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副手代劳，自己整天待在司令部里喝酒行令，欣赏歌舞表演。西南苗民起义始自雍正朝，一直到同治时期才勉强了结，前后绵延达120多年，把大清拖得疲惫不堪，原因就在这里。
康熙晚年身体不好，工作积极性不比当年，特别是对臣属过于宽宥，奉行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政策，埋下了官场风纪滑坡的种子。乾隆宠信和珅之后，纲纪废弛，吏治败坏，官员们逍遥自在，康乾盛世便走到了末路。自嘉庆开始，各种规矩都不作数了，于是大清国运一路下滑，所有皇帝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，无一例外。
嘉庆最为无奈的是，内部经常发生泄密事件，皇上要处理谁、提拔谁，还没发文，当事人就知道了。调查结果更令他震惊：消息是从军机处泄漏出去的！
军机处是皇帝最高办事机构，贯彻落实的都是国家大事，保密纪律自然少不了，怎么会出这种事呢？
原来，不知道从何时起，军机处俨然成了通讯社，各种国家机密源源不绝外流，国家权力中心一点严肃性都没有。嘉庆本人对此有详细叙述：许多人没事就往军机处跑，办公室和走廊里，吵吵嚷嚷，人来人往，大都是外单位的。如果问他来军机处做什么，回答有两种，一是来汇报工作的，二是来找领导签字的。实际上都是来打探消息、甚至做交易的！
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嘉庆十八年（1813年），几个农民差点把皇宫连锅端，一点也不奇怪。
二
嘉庆的爷爷雍正，当年的做法完全不同。
康熙归西，雍正登基，朝鲜国王派特使来北京庆贺。这个特使具有超凡的观察力，回国后报告国王：大清很有希望，康熙朝的兴盛将会延续。国王问理由何在，特使用细节说话：
康熙晚年，我每次到北京，看到紫禁城内外的警卫人员，个个松松垮垮，没个站相，一点都不像军人。夏天更糟，有的甚至脱掉军服、扔下枪械，光着膀子喝茶、睡觉、下棋、吃西瓜，互相打闹嬉戏。这次大不一样，警卫部队风纪严谨，着装整齐划一，态度严肃，目光炯炯有神，一副随时准备出击的样子，让人顿生畏惧。
朝鲜特使没有看错，雍正确实是胸怀大志、锐意进取的大政治家，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排名靠前。为了大清的长治久安，他创设了军机处，集中权力推行新政。他严明纪律，规范行为，整顿松松垮垮的官场。打懒肃贪，从重从快，铁血凛然。短时间内，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，行政效率大幅提高。政治清明，经济自然发展，库存充盈，迅速弥补了前朝赤字。
雍正时期军机处官员的作风情况，跟嘉庆朝有着天壤之别，很能说明问题。
对军机处，雍正一开始就要求很严、很明确。一是规定大家必须在凌晨五点之前到岗，并且保证今日事今日毕，不得拖拉。二是改变惯例，减少递送公文的层级，做到直接送达，竟创造了日行八百里的记录，保证了政令畅通。三是严格保密纪律和廉洁制度，决不允许跑风漏气和以权谋私。
四川布政使程如丝犯罪当诛，在死刑判决书送达成都之前一周，程如丝就知道了结果，以自杀逃避了法律制裁。雍正抓住这个案例，严肃处理了泄密者，完善了制度，为军机处工作人员划了一道醒目的红线。
最早在军机处工作的张廷玉，深受皇帝信任，几乎所有重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的，是知道秘密最多的人。但他一脸严肃，一个铜板不收，昼夜埋头干活，没有任何人敢到军机处找他聊天。和珅那样的军机大臣，在雍正时期根本没有生长土壤。
三
在封建中国历史上，堪称“盛世”的高峰时代寥若晨星，康乾盛世是其中之一，且前后绵延长达100多年，超过整个清朝历史的三分之一。但是，连接康熙和乾隆两座大山的桥梁，正是雍正，雍正皇帝是康乾盛世成型的关键。
设想一下，假如没有雍正的创新精神和严刑峻法，康熙后期的弊政持续传承和发酵，乾隆前期就不可能那样成功，所谓的“康乾盛世”，顶多是“康熙盛世”。所以不少史家主张，所谓的“康乾盛世”，实际上是“康雍乾盛世”。
奇怪的是，康熙和乾隆享有“宽仁”的美誉，雍正这样负责任的帝王，却背着“严苛”的恶名。殊不知，无视法纪是官员责任意识缺失的结果，也是贪污腐败的序曲。如果朝廷热衷于当好好先生，带头把规矩当摆设，官员肯定舒服无比、为所欲为，老百姓的日子就不舒服了。老百姓活得痛苦，政治统治能长久吗？载舟的水一旦沸腾，清朝一定是另一个元朝，哪会享有三百年江山！
公务人员是政权大厦的四梁八柱，严明的纪律是梁柱的防腐剂，是保持梁柱长久支撑力的基础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决心、秋风扫落叶的气度狠抓干部作风建设，全面围剿“四风”现象，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缩小越轨空间，对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、严处罚、快了结，人民群众亲眼看到了干部作风和社会风气一天和一天不一样，谁不心情舒畅、欢欣鼓舞！
在近日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又对纪律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，掷地有声地宣示“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”，严肃提醒全党：“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，要说到做到，有纪必执，有违必查，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。”
事实上，随着规定越来越细，笼子越扎越紧，查处越来越频，高压线的电流越来越强，广大干部对纪律和制度的敬畏，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；心存侥幸的人，从未像今天这样稀少。于是，“官不好当了”的慨叹出现了。
这样的叹息声，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现象、好消息、好兆头，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！历史的经验是：法纪越严，官越不好当；官越是不好当，国家越是前途无量，人民越是充满希望。
2.雍正治吏的非常举措
导语：清廉是官员的起码条件，否则一切免谈。贪能误国，懒也能误国，无所作为的“清官”就是庸官，跟利欲熏心的贪官一样，都不是好官。作风上正派廉洁，工作上敢于担当，二者缺一不可。这就是雍正的用人观。
考核县太爷
对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，是清朝官场例行公事，一般不会有什么新闻。1724年又是考核年，上任不到两年的新君雍正，对一个县官的处理不同以往，让各级干部吃了一惊。
此人名叫常三乐，直隶吴桥县令，负责考核他的是直隶巡抚李维钧。
通过认真听取下属意见，查阅文书档案，走访地方士绅，李维钧给常三乐写了两条评语，一是“操守廉洁”，是个清官；二是“懦弱不振”，工作打不开局面。他据此建议平调常三乐去管教育，因为教书育人对操守要求高，工作量却不大，对他比较适宜。
吏部看了考核报告，向李维钧提出一个问题：你说老常工作不胜任，有什么具体表现，给吴桥县造成了什么严重损失？
尽管常三乐工作吃力，但是钱粮该收也收了，社会治安也说得过去，也没发生过什么*件，还真挑不出大毛病来。
吏部说，既然没发现实质性问题，把人家调离重要岗位，理由不充分，也不符合惯例，提醒提醒算了。
李维钧坚持自己的看法。吏部自信地说，咱也别争了，还是请示领导吧。
雍正看了报告，朱笔一挥：撤职！理由很简单，县域是社稷基石，县令责任重大，常三乐没有责任心，本身就是失职渎职，还要等着出大事吗？
其实常三乐真该偷着乐。山东曹县盗贼猖獗，社会治安很成问题，老百姓直叫苦。县令王锡玠不敢抓不敢管，结果被摘掉乌纱，还判了5年徒刑。正二品的云南开化总兵仇元正，为人老实本分，但作风拖拉，工作长期没起色，雍正勒令其马上退休回家。
康熙朝末期那些年，官员们实在是太爽了，就像晚清的李鸿章说的那样，如果一个人连官都不会当，那就是太笨了！那时，皇上的脑血栓比较重，对人对事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，常说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，官场的贪、懒蔚然成风，通不过考核的很少，被严肃处理的更少。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往往罚俸了事，官员经济上吃点亏，政治前途一点不受影响。
眼看雍正帝的治吏新政如此严厉，各级官员在震惊之余，终于回过味来：看来，官是不好当了！不但要两手干净，这双手还必须干活呢。
但是，有的人思想一时转不过来。代理湖广提督岳超龙表决心说：为报答皇上厚爱，我一定做到廉洁自律，两袖清风。雍正不以为然，批示道：要求太低了吧！当官本来就不该贪，这算什么高标准？如果只满足于“清官”的好名声，却倒了油瓶不扶，不就是绣花枕头吗？
清廉是官员的起码条件，否则一切免谈。贪能误国，懒也误国，无所作为的“清官”就是庸官，跟利欲熏心的贪官一样，都不是好官。作风上正派廉洁，工作上敢于担当，二者缺一不可。这就是雍正的用人观。
改变观念谈何容易。无官不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常态，所以有一种非理性的官员评价标准：只要不贪腐就是“好官”，至于这“好官”为国为民有啥贡献，倒没人在意，可谓“一白遮百丑”。为了纠偏，雍正不能不创新工作方法。
提拔工勤员
1728年（雍正六年）元宵夜，内阁工作人员小蓝正在顶班，忽然进来一位高个子中年人，应该是出来散步的内廷值班员。两人一见如故，边喝茶边侃大山。
高个子问，你是什么官？小蓝不好意思地说，不是官，小小工勤员，收收发发，给领导沏沏茶。高个子问：其他人呢？小蓝回答，都回家看灯去了。高个子很好奇：你不喜欢看灯吗？小蓝说，当今皇上励精图治，听说晚上都不睡觉，万一有个急件，没人跑腿可要误大事！
高个子点点头，又问小蓝将来有什么打算。小蓝说，假如天上掉馅饼，能到船舶管理所工作就好了。我家孩子多，这样就是闹饥荒也饿不死。高个子哈哈一笑，告辞。
第二天一上班，雍正就问：哪个船舶管理所有空缺？下面说广州有。雍正说，让内阁的小蓝去吧。大家正在惊讶中，雍正又让人告诉小蓝，要吃鱼自己下水捞，不能讨渔民便宜。
只要正派能干，雍正都会重用，哪怕有不同看法。
田文镜主政河南、山东的时候，配合雍正新政，狠狠打击贪官污吏，大力整顿官场作风，就连中央官员到地方收了礼，他也敢向皇上报告，得罪了不少人。雍正把他树为模范总督，号召高级干部向他学习。
户部向各省要钱扩充小金库，是公开的秘密，只是没人敢点破。户部一个叫李卫的中层干部，曾多次向一把手提意见，人家就是不理。李卫就弄来一只柜子，写上“尚书专用钱柜”字样，放在衙门口羞辱领导。当时雍正还是雍亲王，他记住了李卫的名字。当皇帝后，几乎年年提拔李卫，李卫也不含糊，在哪儿都大刀阔斧工作，政绩斐然。
但是李卫为人粗粗拉拉，比如直呼领导“老张”、“老李”，工作方法也简单粗暴，所以对他的举报就没断过。雍正给大家做思想工作：这个人浑身是刺不假，但都是为了工作。你们要不服气，给我推荐个又能干又温柔的完人吧。
不管大家对雍正的团队有什么意见，但是，他们大多为人清白，勤奋能干有建树，这是公认的。
两个翅膀才能飞
有其臣必有其君，雍正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奋、最有作为的君王之一。
雍正每天睡眠不超过4小时，只有过生日那天才给自己放天假。现存档案表明，他光在奏折上就批了1000多万字，是全部《资治通鉴》字数的3倍多。
雍正的父亲康熙创造了一个盛世神话，最后也留下了一堆问题：吏治腐败、效率低下、国库空虚。早在当藩王时，雍正就深为忧虑。
雍正上任后，既不容忍“贪”，又不容忍“懒”，两手抓，两手硬。他首先诛杀贪官，保持高压，让官员们听到“钱”字就发抖。在对贪官执行死刑时，常组织官员到场观摩，他认为现场警示教育，比让官员学习《论语》管用得多。
与此同时，雍正奖掖勤能、责罚庸懒，逼迫官员改变作风，不换脑筋就换人。大家如梦初醒，意识到不是现在官不好当了，而是过去当官太容易了；谁再像以前那样混日子，就是跟自己过不去。
于是，各级官员很快适应了新形势，纷纷行动起来。官场风气迅速扭转，号称“雍正一朝，无官不清”，这实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奇迹，也为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提供了保障条件。创设军机处，集中权力推进改革；取消人头税，缓解社会矛盾；改土归流，维护国家统一等大动作，如果没有肃贪治懒的铺垫，是不可想象的。
数字最能说明问题。康熙末年，国库存银仅3200多万两，到雍正七年，已增长到6000多万两，几乎翻番。雍正的父亲康熙遗留的烂摊子，儿子乾隆可能会遇到的障碍，在他手中基本收拾停当。华裔日本学者杨启樵感叹：“康熙宽大，乾隆疏阔，要不是雍正的整饬，清朝恐早衰亡。”
康乾盛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，雍正则是康乾盛世成型的关键人物，所以“康乾盛世”又称“康雍乾盛世”。然而，康熙和乾隆总共执政124年，夹在中间的雍正时代只有短暂的12年8个月，考虑到这个事实，人们对雍正的卓越成就和超凡智慧，对他的执政团队奋发进取的实干作风，不能不肃然起敬！
时光川流不息。让官员告别“贪”、“懒”恶习，插上“廉”、“能”双翅，扶摇天地，大有作为，这个雍正成功的秘密，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，仍然在闪着光。
3．朱元璋为何暴打茹太素
导语：朱元璋大力整顿官吏作风，在改善文风、提高效率上动了不少脑筋。就在狠揍茹太素之后，他命令制定了行政文书规范，“颁示中外，使言者陈得失，无繁文。”他自己也身体力行，现存朱元璋的许多重要指示，干脆就口语，乡下老太太都能听得懂记得住，这在历代皇帝中极少见。
《明史》里有个很有意思的“段子”，今天读来还让人会心一笑。
1376年，司法部副部长茹太素给朱元璋打了一份报告，长达17000字，朱元璋看得眼花，就让秘书王敏念给他听，都念到6300多字了，还不知道要说啥。朱皇帝实在受不了，当场找人把茹部长狠揍了一顿。第二天又让王秘书接着念，从第16500字到结尾，茹太素提了五条工作建议，这些建议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，朱皇帝采纳了其中四条。
事后朱元璋苦笑说：“当大臣不容易，当皇帝又容易吗？我需要的是接地气、解难题的意见建议，可明明500字就能说清楚，这老茹偏要整一大堆没用的，真耽误事。”
一直有人对朱元璋暴打茹太素有看法。对下属一不合意就动手，作风确实简单粗暴，但了解背景后，对事情的理解会更全面。
朱元璋定都南京时，新政权面临大量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，内外形势都很严峻。战后社会经济凋敝，土地不均，农业基础设施阙如；饥民遍野，人口数量下降；各业不兴，社会无法正常运转；矛盾尖锐，官民冲突时有发生。退居塞北的残元势力企图卷土重来；蒙古鞑靼、瓦剌各部日渐强大，虎视眈眈。
特别是进城之后，明政权中许多官员贪图享受，不思进取，各派人马争权夺利，贪贿成风。中央政府权威低下，政令不出南京城。官风虚头巴脑，政权在文牍中空转。总之此时朱家王朝基础不牢，随时可能夭折。
朱元璋忧心如焚，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许多方面作了一系列的重大整顿和改革。
就在狠打茹太素这年，朱元璋废除了元朝的行省制度，在全国设置了13个承宣布政使司，设“三司”分管行政、军事和司法，构建了明王朝的行政和统治架构。
他借鉴汉初经验，实行轻税薄赋、与民休息的政策，推行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各种措施，创新惠农利民政策以收拢人心。在打击贪腐方面，朱元璋比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卖力，其手段之残酷可谓空前绝后，明初吏治因此稍微清明，政权的合法性迅速得到社会承认。
朱元璋大力整顿官吏作风，在改善文风、提高效率上动了不少脑筋。就在狠揍茹太素之后，他命令制定了行政文书规范，“颁示中外，使言者陈得失，无繁文”。他自己也身体力行，现存朱元璋的许多重要指示，干脆就是口语，乡下老太太都能听得懂记得住，这在历代皇帝中极少见。
制度加榜样，不着边际、不负责任的议事方式逐渐改变，使得明一代公文比较简练有骨，行政效率较高。明后期有两个懒皇帝二三十年不上班，政权竟照常运转，不能说与此无关。
史家认为，朱元璋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封建君主之一。他一生勤于政事，建树颇多，特别是创设了大量的制度典章，不但打下了明朝200多年基业，还影响到清朝，所谓“清承明制”。自明到清，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渐趋完备。
“空谈误国，实干兴邦”，史鉴凿凿。试想，当初如果朱元璋放任官员队伍混日子、玩虚的，把时间年复一年耗在文字游戏中，不要说成就伟业，就是当个“维持会长”都很难：以当时的形势，朱氏很可能像后来的李自成一样昙花一现。所以，茹太素这样没有使命感、紧迫感的官员，遇到有抱负、真干事的朱皇帝，不挨揍才怪！
4．崇祯本可不上吊
导语：历史机遇总是稍纵即逝，一步得生，一步得死，岂容贻误。僵化的思想、狭隘的私利，导演了崇祯皇帝君臣极不责任的议事秀，空留千古憾事。可见，改进文风会风，清扫作风背后才垃圾，关系事业成败、国家兴衰，是极其严重的政治课题，绝非枝节小事。
崇祯之前的3个皇帝简直匪夷所思：神宗30年不上班，许多高干到退休都没见过领导；光宗是个花痴，上台不到一个月，直接牺牲在床上；熹宗的木工和瓦工手艺绝对一流，本职工作统统交给魏忠贤代劳。崇祯帝却是勤政廉政的模范，工作17年，病假都没请过；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也很严，为减轻财政负担，让老婆做饭织布。
这样一个不错的皇帝，却于甲申年(公元1644年)3月18日深夜，在离紫禁城一箭之遥的煤山（今景山）悬树自尽，遗书要求李自成不得伤害广大群众。300多年后的今天，人们在景山公园崇祯自杀处，看着冰冷的纪念碑，还替他抱屈：老天爷咋不让他多干几年呢？
一个王朝的灭亡自有其必然性，山都挡不住，但历史不是一条直线。老天爷曾经给过崇祯两次机会，哪怕抓住一次，他就可能不用上吊，不用当大明的末代皇帝，还有可能成为复兴王朝的英雄。但是，僵化的大脑，无休止的会议和一个又一个文件，还是把他和他的国家逼上了煤山。
第一次机会。甲申年正月，李自成大军挺进山西，两个月就可攻进北京，形势瞬息万变。大年初三，崇祯叫来太子办公室的李明睿开小会，研究应急方案。李明睿的意见是南迁，他说：只要向南进行战略转移，就能缓过气来，当年宋高宗赵构毅然南渡，在杭州建立了繁荣富裕的南宋，赵家天下又延续了150多年。咱大明的条件比赵构那时候强多了，地方比他大，物产比他丰富，财政状况比他好，关键是祖宗当年迁都北京时，设南京为陪都，有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在。只要您下决心南行，很快就能站稳脚跟，东山或可再起，大明中兴有望。沿途的河北、山东、江苏现在还很安全，到达不是问题。死守北京就是等死，应该尽快动身。
崇祯一听很高兴，两人一昼夜深谈了3回。不过，按明王朝的制度，皇帝的重大决策需要得到政府支持；而且崇祯还担心，如果自己出头提出放弃首都和祖陵，后世一定挨骂，最好由政府部长们在会上先提，自己假装不同意，部长一再劝迁，这样决策最完美。
会上，崇祯帝流着泪试探说：形势都这样了，我想亲自上前线，战死疆场，你们都别拉着我。各部部长争着要为领导分忧，代皇帝出征，就是没人提南迁问题。
李自成大军越打越近。崇祯暗示李明睿写一份报告，把南迁议题公开化，试图倒逼政府。政府首席部长陈演反对南迁，故意把消息捅出去，弄得沸沸扬扬，谣言四起，人心大乱。他还指使一个小干部写材料，攻击南迁是别有用心、是“邪说”，要求严肃处理李明睿。
政府反对南迁也有它的道理：一是意识形态上的，士大夫阶层受正统思想教育多年，认为撤退可耻。二是为保命，南迁若失败，出主意的、附议的，肯定没有好下场。三是实际利益上的，美宅良田家属都在北京，丢了多心疼。关键是，南迁之后，两个政府一合并，肯定要裁员，俺的位子有没有、好不好？暂且看看再说，绝不冒险。
李明睿非常气愤，又加以回击，支持和反对的都撕破脸了。一时间材料纷飞，会议不断，轰轰烈烈，就是没有结果。有一次开会前，崇祯甚至哀求首席部长：老陈，这事请您替我担着点！但是陈演在会上一直笑而不言，崇祯几次逼他发言，他都是笑笑而已，气得崇祯把椅子都踢翻了。
这样一折腾，一个多月就过去了，形势更加凶险。在2月27日的会上，崇祯让大家敞开说，哪怕两派势均力敌，他也好拍板。但结果依旧。紧接着，李自成大军攻下了居庸关和昌平，北京危殆。
崇祯终于忍不住了，他跟李明睿等说：不管他们了，这事我说了算，咱们立刻南迁！李明睿回答，来不及了，沿途我军都已溃散，北京城连苍蝇都飞不出。
第二次机会。到这步田地，明王朝居然还有一口气。李自成本是粗人，对迅速的胜利毫无思想准备，可能还不清楚进了北京意味着什么。3月17日都打到复兴门了，李自成居然在次日上午给崇祯写信，要求和谈，要价也不高：割让西北一带给李自成，实行高度自治，不向中央报告工作；中央拨付一百万银两慰问金，李自成则替政府打击敌对势力，包括剿灭东北满人集团。
傻子都知道这桩买卖不赖，况且别无选择，但大家都不表态。如果说南迁问题还可以拿出来讨论的话，那么割地赔款这顶政治帽子太大了，没人敢碰。但是不发言也不对，于是部长们一个接一个慷慨陈词，愤怒谴责敌人的狼子野心，决心血战到底，与北京共存亡。李自成送的大礼，在明王朝最后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，根本不在议程之内。
这天晚上，崇祯孤独地走向了煤山，他死后仅3小时，李自成拍马直捣金銮殿。那些政治坚定、慷慨激昂的部长们血战到底了吗？第二天他们就去李自成办公室外，排着队请求安排工作。
景山公园那块石碑上刻的是“明思宗殉国处”，“思宗”是崇祯的谥号。的确，崇祯和明朝的悲剧留给后世沉重的思考。崇祯死后不久，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给南明的史可法写信，说得特别到位：你们明朝的干部特别喜欢唱高调、讲大话，根本不考虑国家前途，哪怕火烧眉毛了，还慢条斯理穷掰活，做一个决定比盖栋楼还慢；当年北宋研究对策的会议还没散，我军就渡过黄河了，你们咋就不长记性呢！
是啊，历史机遇稍纵即逝，一步得生、一步得死，岂容贻误。僵化的思想、狭隘的私利，导演了崇祯君臣极不负责任的议事秀，空留千古憾事。可见，改进文风会风，清扫作风背后的垃圾，关系事业成败、国家兴衰，是极其严肃的政治课题，绝非枝节小事。
5．谁是最快乐的人
导语：因为舍弃，她得到了内心的安宁，因为奉献，她受到了人们的尊敬，她的人生因此洒满了阳光，这是只知索取的人无缘享有的。
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，我随领导到直属单位中国新闻社调研，周秉德副社长认认真真地给我们介绍情况，还热情地端茶倒水。告别的时候，领导指着我对周秉德说：这是你的老乡，淮阴人。周秉德一听特别高兴，拉着我的手连声说：小老乡、小老乡！
当时，我到中央机关工作时间不长，觉得对工作对象应保持点距离，就没十分寒暄。回到机关后，领导说：周总理的家风就是不一样，周秉德是总理的侄女，跟总理和邓大姐在中南海长大的，你能看得出来吗？我一听，惊讶得说不出话来。
以后，只要一看到我，周秉德总是笑盈盈地叫我“小老乡”，让我心里暖暖的。
年底，在审核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填写的表格时，我发现周秉德学历一栏填的是“中专”,心想学历是提拔干部的硬杠杠，填错了可要吃亏的，于是我就打电话让她纠错。周秉德哈哈一笑说：谢谢小老乡，不过确实没填错，我就是中专生。我惊讶地问，以您的条件，怎么会不读大学呢？
周秉德解释说，中学快毕业的时候，周总理问她怎么打算，是上大学还是上中专？她说当然是上大学，再说她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也是拔尖的。周总理问，那毕业以后做什么呢？她说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呀。周总理说：既然如此，还是上中专比较好，上大学要读四五年，有的专业时间更长，中专只需两三年就毕业了，可以提前好几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呢！周秉德觉得很有道理，就高高兴兴地考了中专。
我还是有点转不过弯，直直地追问，现在学历这样值钱，大家都在整学历，你不后悔呀？周秉德说，好多人也建议我赶紧拿个文凭啥的，可是现在事情这么多，还是抓紧时间干活吧，读书不就是为了工作吗！周秉德一席话，使我觉得和这位老乡的距离更近了。
第二年，单位开始分房子了。那时候，中央机关房源十分紧张，往往数年才能分一回，一时间，机关里的气氛既热烈又紧张，大家都热盼能搭上这班车。分房结束后，我准备叫上几个老乡，去庆贺周秉德的乔迁之喜，可她莞尔一笑，说她没要房。
我十分震惊地追问，您一个副司级干部，住房不达标，按照标准完全有资格拿一套大房子，又不违纪，为什么不要？她说，不少同志结婚多年还合住筒子楼，怪不容易的，我房子虽说不大，好歹有地方住，跟他们抢怎么忍心。我说，那你儿子结婚怎么办呢？她乐了，说要是这样考虑的话，那多少房子也不够分，还有孙子呢、重孙呢。周秉德一席话，加深了我对她的敬意，心想，领导说得对呀，周总理的家风就是不一样！
一天，来京出差的淮阴市委书记赵少麟同志找到我，要我帮个忙。原来，周秉德从来没有回过淮安，家乡人民怀念周总理，自然希望总理的后人多回去看看，但是做了多次工作，她都谢绝了。我找到周秉德，问她是怎么想的。她说，我就是怕耽误家乡领导的时间，淮阴是革命老区，在外工作的老同志和老同志的后人不少，我们没事都回去溜达溜达，恐怕人家就没法工作了，家乡还怎么发展呢！
转眼间，仍然是副社长的周秉德快到退休年龄了。那个时候，退休制度还不是十分严格，到龄后多留任几年、甚至争取“提退”的情况并不少见，我就对她说，您经验丰富，多干两年对事业有利，别急着办手续。周秉德笑着说，我保证今天到点，明天就不来了。不给新人添乱就是帮忙，对党的事业更有利，你说对不对？
周秉德说到做到，退休后一直安静地生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修建的“蜗居”里。起初，每当有熟人跟她说，退休后情绪难免低落，最好常回单位走走，她总是乐呵呵地掏出钱包给人家看照片：这是我的双胞胎孙子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！
周秉德总是这样快乐，这快乐源于本真，发乎自然。因为舍弃，她得到了内心的安宁，因为奉献，她受到了人们的尊敬，她的人生因此洒满了阳光，这是只知索取的人无缘享有的。周秉德平凡中的高尚正是周恩来总理至真人性、至纯党性的延续，折射了周恩来精神的深刻文化底蕴：无私的人最快乐、施予的人最幸福！作为中华民族精神遗产的一部分，周恩来的崇高精神品格不但哺育了他的子弟，还像不竭的清泉，永远洗涤和滋润着所有中国人、所有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。
6．高级干部的低级错误
导语：纪律面前人人平等，纪律面前不存在所谓“大人物”和“特权”。这是因为同样是破坏纪律，领导干部所造成的后果，一般比普通党员更严重；级别越高，危害越大。
一
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，对西餐情有独钟，由此铸成大错。
1950年1月29日，在蔡孝乾家蹲守了三个月的台湾国民党特务，正要撤走，没想到有人自己送上门来。
特务问：“姓名？”
“张三。”
“来这干什么？”
张三叹口气：
“想来老朋友家蹭饭吃。你们有好吃的吗？”
不管张三是不是蔡孝乾，先稳在这里做诱饵再说。于是特务天天给张三买饺子吃，吃得他心满意足。
过了几天，张三的胃口提高了：
“哥儿们，我想吃牛排都快想疯了！”
特务们很慷慨：“你看去哪家？”
张三脱口而出：“去波丽露吧！”
波丽露是台北市最有名的西餐厅，看来张三是一条大鱼。
张三果然是美食家，牛排只要半熟，刀叉运用自如，酒水点心、主菜配菜，一样没少点。末了，打着饱嗝发感慨：
“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啊，过瘾、过瘾！”
享受了大餐当天，张三神不知鬼不觉溜走了。气得特务头子谷正文拍着桌子大叫，不把这家伙抓回来，你们都去死！
经过与照片比对，发现“张三”正是蔡孝乾！
进一步搜查蔡家，又有意外收获：蔡孝乾太不专业了，竟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了一堆人名，比如：吴次长！
国民党党政军机构中，姓吴的副部长只有一个人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。
吴石是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官阶最高、地位最险要的干部，被捕之后坚贞不屈，英勇就义。他的牺牲所造成的损失不可弥补。
但是蔡孝乾在哪里？
这天，嘉义县报告：有人冒充共产党台湾地区负责人，多次向当地有钱人拉赞助，承诺台湾解放后安排出资人当官。拿了钱之后，他就去吃喝嫖赌。谷正文立即派人赶往嘉义。
刚到目的地，特务就发现路上有个人很显眼，因为他穿着西装！
到了跟前，特务们乐了：“蔡书记，您这是去哪里呀？”
蔡孝乾十分沮丧：“去镇上，想吃西餐想疯了。”
特务们消遣他：“你做地下工作的，在乡下还穿着西装？”
蔡孝乾说：“吃西餐当然要穿西服。”
特务们与他做交易：“要么现在就死，要么天天吃西餐，你决定吧！”
蔡孝乾犹豫了一下，咽了一口唾沫：“能不能吃了饭再商量？”
嘉义的西餐水准比不上台北，蔡孝乾照样吃得津津有味。酒足饭饱之后，蔡孝乾当场决定归顺国民党。
“不过我有一个要求！”
蔡孝乾既爱美食，也爱美女。妻子病故后，他连哄带骗，霸占了只有14岁的小姨子。蔡孝乾希望，把小姑娘接过来一起住，最好给点钱把喜事办了。特务们一听，都惊呆了。
蔡孝乾有着耀眼的经历。由于工作出色，很受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叶剑英的器重，是唯一走完长征路的台湾省籍干部，担任过八路军总政敌工部长。在延安，他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处分过。抗战胜利后，中央考虑到他熟悉台湾，对他委以重任，寄予厚望。
1946年7月，蔡孝乾到了台北，建立了组织，各项工作风生水起。不久，蔡孝乾被花花世界吸引，作风漂浮起来。他热衷于跟地主、资本家打交道，喜欢炫耀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侵吞了一万多美元公款，天天带着小姨子吃喝玩乐。中央的嘱托，党的纪律和地下工作的基本规矩，统统被扔到脑后。
蔡孝乾叛变后，疯狂地把枪口指向了他的战友们，台湾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。谷正文也承认，蔡孝乾如果像周恩来那样坚定缜密，历史可能改写。
蔡孝乾并非唯一。早在20年前，一个更大的人物也干过这种事。
二
顾顺章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，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班子成员。他的爱好是玩魔术，水准相当高。
1931年美丽的春天，武汉市民被一个魔术师彻底镇住了。
近日，在汉口新市场游艺厅舞台上，突然冒出了一颗明星。此人总是扮成西洋小丑，憨态可掬。他的表演出神入化，观众看得目瞪口呆。一时间，口口相传，一票难求。
国民党特务机关注意到了这个情况。特务头子徐恩曾派一个中共叛徒跟踪魔术师。
1931年4月24日傍晚，叛徒认出卸了妆的魔术师，正是自己在中央特科的老领导顾顺章。叛徒冷不丁叫一声：“老顾！”顾顺章一回头，束手就擒。
徐恩曾客客气气跟顾顺章交心。仅仅两个小时之后，顾顺章就宣布投降。
顾顺章出身底层，脑子灵光，陋习不少。参加革命后，组织上派他与陈赓一道，去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和特工业务。顾顺章如鱼得水，很快学了一身绝活，易容化妆、魔术表演、机械修理，无不精通，甚至能让手枪消音，为党屡建奇功。连国民党特务机关都认为，顾顺章是大师级的特工，他叛变后，徐恩曾首先让他给手下讲专业课。
随着业绩和地位的上升，贪图享受的毛病凸显了。上个月，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工作。完成任务回到武汉，竟悄悄包了个二奶。
干这种事最费钱，但这难不倒顾顺章。他讨厌隐蔽战线纪律严、不自由，渴望走到聚光灯下，露露脸、弄点钱。台下的掌声、粉丝的倾慕，特别是来钱那么容易，让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，春风得意，欲罢不能。
由于顾顺章掌握了几乎所有的核心机密，他的叛变给我党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：党的重要领导人恽代英、蔡和森，以及隐蔽战线的许多骨干，接连惨遭毒手，连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也未能逃脱。如果不是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反应神速，如果不是周恩来处置得当，中共中央第一时间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，后果不能想象！
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，向全国通缉这个“中共最危险的叛徒”。在中国革命史上，这样规格的通缉令仅此一回。
三
作为受党教育多年、肩负重大使命的高级干部，蔡孝乾和顾顺章为什么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，毫无顾忌地践踏党的纪律？个人嗜好的乐趣果真如此之大，足以与党的事业和个人千秋声誉交换吗？
据谷正文回忆，他第一眼就看出蔡孝乾没什么信仰，“只要能充分满足他的物质欲求，慢慢地，就可以主宰他，到那个时候，他什么话都会说。”他认为，台共之所以失败，“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。”被捕的几个工委领导，当时在狱中天天开蔡的批斗会，也说他“完全是一副资产阶级的嘴脸”。
当顾顺章的行为越发散漫不羁的时候，他的老同学、中央特科的同事陈赓，忧心忡忡地跟人说：老顾迟早会叛变投敌，你信不信？中央特科的另一个干部、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也有预感，因为她发现顾委员“吸鸦片、打老婆、逛妓院”。
徐恩曾晚年出版了一本书，详细描述了顾顺章事件。
经过故意闲聊，徐恩曾判定，顾顺章思想空洞无物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不多，更谈不上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，干革命工作就是为了混饭吃。让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反水，不用费力气。
果然，随着谈话的深入，顾顺章脸上的敌意越来越淡。最后，顾顺章说：你让我考虑一下。于是，这个曾让国民党闻风丧胆的红色特工，投入了敌人的怀抱。
看起来，蔡孝乾和顾顺章有着共同的行为链条：因为强烈的私欲、漠视党的纪律、背叛了最初的选择。实际上，正是苍白空洞的灵魂，使这根链条得以形成。
私欲本是人性之常，如果胸有理想信念，必然心存敬畏，贫贱、富贵、威武不能夺其志。一旦根基摇摆不定，纪律必然形同虚设，恰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，“总开关”问题解决不好，这样那样的出轨越界、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。
一个党员对纪律的态度，是检验其忠诚度的硬指标，是确认其信仰牢固程度的度量衡。共产党存在的目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这使它与资产阶级市侩政党根本不同。在真正的共产党员面前，纪律最重，人民最高，党的利益最大。每一个共产党员，都应做到“政治信仰不变、政治立场不移、政治方向不偏”，自觉战胜人性的弱点，从根本上解决遵守纪律的问题。
同时，党对领导干部比对普通党员的要求更高，一贯强调纪律面前人人平等，纪律面前不存在所谓“大人物”和“特权”。这是因为，同样是破坏纪律，领导干部所造成的后果，一般比普通党员更严重；级别越高，危害越大。
蔡孝乾、顾顺章的覆辙鲜血淋漓，教训历久弥新：主动培根固本、祛病除邪，是领导干部的基本政治责任、终身政治义务，被动接受监督是远远不够的——司机一心要把汽车开下悬崖，谁能挡得住？
7．慈禧收礼
导语：事情就怕开头，当家的一旦自坏规矩，跑腿的正好有了机会，乐得跟着揩油，上梁不正，底梁倒得特别快。
权利天生具有蹂躏制度的欲望，责任感很容易被趋利的人性侵蚀，如何把权利关制度的铁笼，如何有效约束人性，如何保证制度的权威性和长期性，也许是历代有志君主最头痛的事。
清朝立国之初定下了一条死规矩：皇室不得收受臣属财物。明王朝的覆辙历历在目，所以在清前期，皇室上下无人敢逾矩，风气焕然一新。时过境迁，清中期之后，这项制度的约束力开始打折扣，但只是拐弯抹角偷偷做，一旦败露就要掉脑袋。晚清纲纪废弛，或明或暗向宫里送东西的多了起来。国家正走下坡路，皇帝急需用干部，所以往往睁只眼闭只眼，但遇到参劾，还得处理人。把清初制度一脚踢开，不但公开收礼、甚至还鼓励送礼的，正是慈禧老佛爷。
1900年8月15日凌晨，为躲避打进北京的八国联军，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。70多天的长途跋涉，经历十分悲惨，经常饿肚子，晚上找不到躺的地方，就枯坐着等天亮，还时刻担心追兵到。好不容易到了西安，各地一些达官显贵带着各色礼品陆续前来慰问，从食品到珠宝无所不包。也许是出于对一路艰辛的补偿心理，慈禧见到大家带着东西来，竟十分开心，高高兴兴照单全收。这还不算，对于送礼送得到位、送得新奇、送得可心的，立马发文提拔。西安有个女富豪送了两扇楠木门板来，慈禧十分喜欢，既然没有女干部编制，干脆认了干女儿。这下大家看明白了，谁埋头拉车谁是傻瓜，赶紧筹款办货吧。于是，就在八国联军肆虐国都、涂炭百姓之时，往西安送礼蔚然成风，慈禧住处天天人来车往、热热闹闹，俨然一个大集市。
第二年，辛丑条约签订，局势稍缓，慈禧终于1903年初，携大量金银财宝古玩字画，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北京，街上行人以为太后御驾亲征大获全胜，带着战利品回朝了。风气既开，此后各地不时进京孝敬太后，竟然成了规矩。
忽然有一天,慈禧召集荣庆和瞿鸿禨两位重要干部开会。她说，我和皇帝西巡期间，生死难卜，很多省领导带着吃的喝的慰问我们。我深知有祖制在，但是当时情况特殊，连吃饭都成问题，再加上人家那么辛苦跑过来，也不忍心推辞。现在形势严峻，我们唯有励精图治，才有中兴的希望。经过慎重考虑，我决定不能再开这个口子了，以后各省进京不要再带东西了，有违反的，要批评，要制止。今天找你们两个来，就是想听听意见，你们看这样子好不好？
荣庆一听特别高兴，马上跪下磕头说，这个决定太好了……
还没等他说完，瞿鸿禨拽了他一把，接上了话茬：这个决定太好了，对各地干部是个教育和关怀，大家一定会更加努力工作，上下同心，再创辉煌。接着话锋一转，十分诚恳地说道：
“其实，各地带来的都是些土特产，根本不值几个钱，这点小事您还挂念着！按照古代制度，疆臣进京是必须带重礼的。现在下面常常过来，一是突发事件多，不请示报告会误大事；二是对您感情深厚；三呢，这也是中央权威的体现。至于土特产倒在其次，东西不多，是人家一片心意，老百姓走亲戚还带只老母鸡呢。现在咱们国家大事急事特别多，我看那点小事不如先放放，等局势稳定了再商量也不晚。”
慈禧太后听了瞿鸿禨的意见后，浅浅一笑，没吭声。于是散会。
刚出门，荣庆就埋怨瞿鸿禨：刚才太后的提议多好啊，你应该大力支持才对，怎么能唱反调呢？
瞿鸿禨微笑着拍了拍荣庆的肩膀，语重心长地开导他：“老弟呀，你还年轻呀，你刚到中央工作时间不长，还得慢慢学。在领导面前，咱一句话说错，前途可就没了。老话说‘在什么山唱什么歌’，你记住这个，准保福禄无边。”
荣庆果然官运亨通，先后当过刑部、户部、礼部一把手，还进过军机处，可见瞿鸿禨的现场教学效果相当不错。但好景不长，不久慈禧病亡，又3年，辛亥革命爆发。
贪婪的慈禧带了个坏头，老于世故的瞿鸿禨推了次顺风车，大清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，这段史实勾勒出晚期封建官场的一般规律。腐败导致亡国的道理，有谁比开国之君更明白呢？他们认真总结前朝教训，通过建章立制和严刑峻法，试图让江山永固，可谓用心良苦。事情就怕开头，当家的一旦自坏规矩，跑腿的正好有了机会，乐得跟着揩油，上梁不正，底梁倒得特别快。瞿鸿禨这些官油子，当然知道上梁歪到了什么程度，何不有样学样，上下同腐，各得其所，直至上下同归于尽，至于当年鲜血换来的江山，谁也没工夫心疼！可见，权力天生具有蹂躏制度的欲望，责任感很容易被趋利的人性侵蚀，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，如何有效约束人性，如何保证制度的权威性和长期性，也许是历朝有志君主最头疼的事。
现在，我们党在反对腐败、建设廉洁政治的战略部署中，不但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，做执行制度和反对特权的表率，还把领导干部作为廉洁从政教育、制度设置、权力制约监督和办案工作的重点，其历史意涵丰富，现实意义深远。
8．赵匡胤与官二代
导语：科举制度淘汰了陈规陋习，拓宽了发现人才的渠道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才质量，对维护封建政治统治十分有利。
钱穆先生看的最清楚：科举取士使得“此1000年来，中国社会上再无固定之特殊阶级出现”
公元968年的一天，宋太祖赵匡胤正高兴地审阅新科进士名单，突然皱起了眉头，于是有了他和宰相赵普的一段对话。
赵匡胤：名单上名列第6的陶邴，是翰林学士（相当于办公厅主任）陶榖的儿子吧？
赵普：是的。这孩子学习很刻苦，是个大才子。
赵匡胤：这次考试主考官是陶榖吧?
赵普：是。
赵匡胤：儿子参加考试，老子为什么不回避？
赵普：老陶自己也要求回避了，但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替他。这父子俩都是规矩人，小陶凭实力就能上，所以我们就没有深究。
赵匡胤（拍了一下桌子）：不长脑子！你们要动摇国本吗?
没等赵普想明白领导为什么发火，赵匡胤就下令立即拟旨。这是一道载入史册的圣旨：今后，对上了预录取名单的官二代，由礼部牵头，外加一次严格的复试，不通过不录取。
在科举取士过程中，对官宦子弟严格设限，贯穿了整个宋代，有时甚至不近人情。
1038年殿试，6个高干子弟榜上有名。宋仁宗认为这很丢人，连夜通知这几家家长：赶紧做孩子们的工作，给穷人让让道。朝廷每回圈定殿试名次时，都尽量把高干子弟往后排，以至形成了礼让平民子弟的良好风尚。宰相范质的侄子范杲就说，我们家庭条件好，不该与平民争利。于是主动放弃了殿试，经商办企业去也。
宋代有这样一句俗语：“惟有糊名公道在，孤寒宜向此中求”,说明社会普遍承认科举的“公道”。据宋史专家朱瑞熙先生考证，1256年总共录取进士601名，其中平民子弟达417人，占压倒多数。
宋代的这种做法对后世启发很大。
康熙三十九年会试结束后，康熙皇帝忧心忡忡地对内阁说：“我认真研究了录取名单，发现干部子弟居多，这样老百姓能服气吗？”于是完善了相关制度，如为抑制“缙绅之家多占中额，有妨寒峻进身之路”，分设“官生卷”、“民生卷”，官二代只能考“官生卷”，试题较深，实际上提高了平民子弟的录取比例。
晚清吏治腐败至极，买官卖官、突击提拔、优汰劣胜之类屡见不鲜，只有科举这个入口处还算干净，不但制度严密，统治者也较真，其公平性基本不受质疑，“萝卜”招聘等情况难得一见。据费孝通先生统计，清朝科举录取的平民子弟，向上5代均无功名的，占13．33％；父辈无功名的，占33．44％，两项相加达46.77%，与官二代的录取率大致持平。这样的社会流动速率，甚至同20世纪的美国相当！
人治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基本特征，统治者单单在科举取士上，小心维护制度、刻意显示公平，这是为什么？
首先，没有公平公正，科举就失去了进步意义。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门阀制、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，本质上都是世袭制，所谓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世族”，干部队伍近亲繁殖，一代不如一代。科举制度淘汰了陈规陋习，拓宽了发现人才的渠道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才质量，对维护封建政治统治十分有利。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，李约瑟先生称之为中国“第五大发明”；科举取士也因此成了西方公务员制度的模板。
但是科举又是一项十分残酷的制度。由于任何人都有考试资格，考生基数巨大，而进士录取率仅10%左右，竞争之激烈，远非今天的国民教育考试可比，因此谁都梦想能走个捷径。但老百姓无权无势，只能干瞪眼。一旦科举取士没了规矩、乱开口子，只要有权有势，就能肆意妄为，干部队伍必然泥沙俱下，统一的多民族大国如何治理？看来赵普的大局观确有欠缺。
第二，科举是一项导向双赢的高明的制度设计。考试不论出身、标准唯一，打开了社会底层的上升通道，杜绝了阶层和阶级固化的可能，使社会达致动态稳定。钱穆先生看得最清楚：科举取士使得“此一千年来，中国社会上再无固定之特殊阶级出现”。人是理性动物，既然个人奋斗就能改变命运，还有必要揭竿而起吗？既然皇上照顾了我的利益，我为什么不紧密团结在他老人家周围呢？
清朝入关之初，江南文化人十分抵触，等到科举一开，读书人一窝蜂涌向科场独木桥，局势迅速稳定。清代科举吸引力有多大？每次科考都不乏爷爷、太爷爷辈考生。康熙三十八年，广东顺德有个叫黄章的百岁老寿星，也跋山涉水进京赶考。老人家如此，何况年轻人！
自隋文帝开科举，到光绪帝废科举的1300年间，共产生进士10万人，举人、秀才百万计。可以想见，科举制度消化吸收了多少李自成、洪秀全！所以，当看到新科举子悉数跪在脚下，唐太宗得意地笑了：“天下英雄都进了我的圈套啦！”赵宋王朝享国319年，时间之长，在封建中国历史上仅次于汉代，并且，始终没遇到像样的农民起义，最后亡国也不是因为内乱，这与其高明的科举政策直接相关。破坏这个官民两利的社会政治制度，龙椅能坐这么久吗？赵匡胤对赵普发火，原因在此。
第三，在科举取士中体现政治清明，契合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。中国人对“公平”问题历来敏感，所谓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；在封建宗法制社会，个人的成功同时也是家庭和整个宗族的荣耀。只要子女有出头之日，人们可以忍受任何苦难，宁愿付出任何代价。所以统治者总是手指贡院反复强调：面包会有的，只要你努力！而对下层人民来说，唯有科举还算靠得住、信得过，有分数线就有希望，考不取也不怨政府。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，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”，如此豪迈的励志谣，正是这种制度成功的体现，也是这种制度之下社会文化心理的写照。
假设，科举取士不讲规矩、没有公平，大蛋糕完全由官二代、富二代独吞，穷人的孩子不管多努力、无论多出色，永远是“屌丝”、“屁民”，如蚂蚁一般自生自灭，那么，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内心的屈辱和绝望，将会汇聚成巨大的破坏力，足以让任何一个政权烽烟四起，一日不得安宁！1905年9月，光绪宣布废掉科举，严复惊呼大事不好，因为除了科举，大清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老百姓留恋的。
中央领导同志最近提出，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，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。在科举取士中，赵匡胤们对官二代实行严格限制政策，隐含着深邃的战略意图和政治智慧，值得我们在建设“干部清正、政府清廉、政治清明”的伟大工程中，用心思考、体味、借鉴；在面对升学、就业、公*和干部选拔使用中的不公问题时，要看得远点、想得深点、出手狠点！
9．皇帝的伙食费
导语：好的制度恰恰是这样一种精巧的工具，它并不试图改变人性，而是承认人性的现实，顺应人性的规律，通过基于人性特点的科学设计，诱导人们主动克服兽性、弘扬人性，主动选择做好事、当好人，并且，即便是天生的恶棍，也会这样选择，否则就不符合他的利益，无论是现实的，还是长远的。
孙中山先生曾慨叹，中国人的通病就是想当皇帝。也是，封建社会奉行官本位，“是官强于民”，而当官的最高境界自然是当皇帝。其实，皇帝这份工作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有滋味，风险高、工作量大且不说，就是后勤部门报花账这事，也很难对付。比如，自己的伙食开销到底是多少，没几个皇帝搞得清。
根据当时的账面记录，明朝万历皇帝的伙食开支是每月480两白银，折合人民币15万元左右，饭量这么大？到了清代，皇上的伙食标准更无法想象，小皇帝溥仪每年要消费肉类1万斤、家禽3000只，年伙食开支将近20万两白银。万历皇帝作风懒散，创造过30年不上班的记录，对财务问题可能不上心；溥仪正是上幼儿园的年龄，骗小孩子不需要技巧，所以这两个例子可能有点极端。那么，正常的情况如何呢？
第一种情况：根本不知道实情
清朝早朝时间从凌晨5点开始，大臣们为了不迟到，每天起得比鸡还早。有一天，一代英主乾隆皇帝亲切地问候一位大臣：“你天天上班这么早，在家吃早点了吗？”大臣说吃了，乾隆又好奇地问：“早点吃什么呀？”大臣答：“俺家里不富裕，随便吃几个鸡蛋。”乾隆惊讶得倒吸一口气：“天哪，10两银子一枚鸡蛋，我都不敢多吃，你还哭穷！”大臣立即明白是有人搞鬼，但也不好乱说，只好敷衍道：“外面卖的鸡蛋都是残次品，特便宜，质量好的鸡蛋我们哪里吃得起。”乾隆这才释怀，倒过来安慰大臣：“别急别急，咱以后加工资。”
到光绪时期，鸡蛋进价已变成30两银子一只，其实市场上才三四个铜板。光绪偏偏喜欢吃鸡蛋，因此每年要“吃”掉上万两白银，弄得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。有一天在跟翁同龢闲谈时,光绪问：“鸡蛋好吃是好吃，就是太贵了，翁老师你能吃得起吗?”翁同龢也不敢直言：“过年的时候买一两个给孩子们解解馋，平时不敢想。”可怜的光绪皇帝，终生都以为吃鸡蛋属于高档消费。
第二种情况：知道了也没办法
道光皇帝特别节俭，每年个人的全部生活支出，还不及后来他的儿媳妇慈禧的一半，弄得后勤部门清汤寡水，大家都很郁闷，就不断创新贪污思路。时间一长，道光隐约感觉不对，就想搞搞调研。
有一天，道光突然问大军机曹振镛：“你家平常做饭，都是谁买菜？”曹振镛知道皇上最欣赏艰苦奋斗的干部，痛快地回答：“保姆买菜我不放心，下了班俺自己上菜市场。”这是实情，曹振镛不但亲自买菜，还时常因为一颗土豆半根葱跟菜农吵架，一点领导干部的样子也没有。
道光切入主题：“那鸡蛋多少钱一只呢？”曹振镛是个情商超常的老江湖，他一盘算，管后勤的可都是皇帝身边人，岂能瞎掺和，便顺口编了个故事，回避了领导的问题：“我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，差点死了，医生嘱咐千万不能吃鸡蛋，一吃就没命，所以我家从来不敢买鸡蛋，真没口福啊！”
道光还曾经想过叫外卖，这在今天是很平常的事，他硬是没办成。
道光上任前，曾在前门一家小吃店吃过一碗汤面。这家的汤面做得实在是好，以至于几年后道光还记得。道光登基后，有一天发现吃饭开支过大，就明确要求伙食不要太讲究，多搞点家常的，比如汤面之类的。
第二天，皇室后勤事务管理局内务府就打来一份报告，建议设立汤面管理处，选派得力干部挂帅负责；修建专门的汤面厨房一所，增加事业编制若干；请求拨付筹办费6万两，此后每年需1.5万两保证运行。道光一看差点晕过去：“这也太夸张了吧，前门外就有一家汤面馆，不能让太监去买吗？”
过了几天，内务府的人报告说，前门外的那家馆子早就关张了。道光只好认栽：“算了算了，我不吃汤面了！”
第三种情况：认真查办案件，增加震慑力
有一次，咸丰皇帝书房的门坏了，后勤部门的意见是换扇新的，咸丰说修理一下就行了。门修好了，报销单据上写着白银5000两。咸丰大为震怒，桌子一拍：“你们当我是傻子吗！”立即下令组成专案组，要求一查到底，绝不姑息。讯问了好几圈，结果出来了：具体办事的干部是新来的，业务不太熟，加上第一次给皇上办事，心情过于紧张，错把50两填成了5000两。看到领导还有点专业知识，后勤部门着实小心谨慎了一阵子，但风头一过，依然故我。
光绪与慈禧关系微妙，趁老佛爷六十大寿之机，光绪定做了手镯作为生日礼物。内务府司长庆宽是经手人，报销了4万两银子。光绪责问：“怎么这么贵？”庆宽笑笑说：“太后已经看过了，很喜欢。”光绪无奈，暗下决心要除掉这个蛀虫。
恰好此时，庆宽通过私下运作，包揽了慈禧寿辰庆典的采购工作，他的同事们眼红了，集体向皇上举报他的斑斑劣迹。光绪则顺势撤销了庆宽一切职务，提前退休。两个月后的一天，吏部班子成员突然开会，一致推荐庆宽担任江西盐业专卖局一把手。光绪乖乖画圈，自此再不过问后勤的事。
第四种情况：揣着明白装糊涂，甚至狼狈为奸
慈禧太后当政那些年，是大清历史上腐败分子感觉最爽的时期。这是因为慈禧自己就十分贪财，而纳贿收礼少不了帮手，鼓励报花账就成了她购买忠心的妙招，事情更不可收拾了。
有一天，后勤部门按照领导指示，出去采购了100只皮箱，每个箱子报销60两银子。军机大臣阎敬铭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，还主管过财政部门，知道这里面猫腻不小，便郑重向慈禧提建议：现在市场上的皮箱，每只不会超过6两银子，内务府明显是报花账、骗领导，不认真查处不得了。慈禧连连摇头说：“你别听人嚼舌根子，哪能这么便宜。”阎敬铭以为领导不了解行情，说我们家前天刚买了一只，还是名牌呢，就是几两银子，而且，集中采购价格还会降低。慈禧这下不高兴了：“那好吧，给你半个月时间，你帮我买100只皮箱来，办不到你负责。”
第二天阎敬铭兴冲冲地拿着银子上街，不料所有箱包店都不开门。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箱包店老板，老板压低嗓子说：“昨天宫里来人了，通知箱包店一律停业整顿半个月，如有违反，以后就不能开店了。”阎敬铭心想，少跟我来这一套，我就不信正不压邪！奋笔疾书一封信，派人送给天津道台，请他赶紧代购100只皮箱送来。
半个月过去了，天津那边消息全无，送信的也不见踪影，急得阎敬铭差点撞墙。几年后他才知道，当时有人硬塞给送信的1000两银子，让他滚得越远越好，不然小命不保。气得阎敬铭破口大骂：洪洞县里没好人！
结语：内务府里没好人？“坏人”是坏制度惯出来的
内务府的干部天生都是坏蛋吗？不是坏蛋就不能到内务府工作吗？不是！他们都是经过层层把关选拔进来的，如果政治不可靠、品德有瑕疵、业务不精通，根本没有机会来为皇帝管理家务和财务。可是在清代，内务府却是最臭名昭著的部门，是腐败分子暖洋洋的温室，贪腐案件易发多发，许多干部成了明火执仗的劫匪，而且谁都拿他们没辙。同样一个人，怎么会由天使变成了野兽呢？
原因很简单，内务府一直缺乏刚性的制度，更不要说现代财务制度；加上在皇帝身边工作，各部门巴结还来不及，谁敢监督？内务府编制超过3000人，指望皇帝一个人进行有效监督是不现实的；再说日久生情，猫和老鼠朝夕相伴，也会成为朋友。
其实，人本来就是半人半兽的东西，恩格斯早就说得明白：人来源于自然界这一事实，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，所有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。同时，人又是理性动物，趋利避害是人类的理性选择，本无所谓好坏——这是人性的规律，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生物学原因。当攫取丰厚利益的机会无处不在，暴露的概率又低，利害相权，只要有利无害或利大于害，他就可能选择当坏人。虽然，运用道德约束、思想教化等来改良人性，理论上具有根本意义和终极价值，但却不具备现实的、工具性的制约功能，不但效率低，而且不可靠，这就好比要防止鸡鸭进菜园子，扎紧篱笆是最有效的。
好的制度恰恰是这样一种精巧的工具，它并不试图改变人性，而是承认人性的现实，顺应人性的规律，通过基于人性特点的科学设计，诱导人们主动克服兽性，自然选择做好事、当好人，并且，即便是天生的恶棍，也会这样选择，否则就不符合他的利益，无论是现实的还是长远的。
对此，先贤们早有精彩论断。邓小平说：“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，甚至走向反面。”政治哲学家哈耶克说，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，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。
历史和现实反复启示我们，“坏人”是坏制度惯出来的，“好人”是好制度制约和引导出来的；与其寄希望于发现“好人”，不如多花功夫在建立健全制度上，最终达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科学目标：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、不能腐的防范机制、不易腐的保障机制。”
10．庆亲王的作风问题
导语：作风问题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本质，有什么样的精神世界，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做派。内心既然没有了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位置，人就丢了灵魂的行尸走肉，除了奢侈享乐、消极腐败，他会有别的人生乐趣吗？他会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共命运吗？让这样的干部掌握国家命运，不要说处于王朝末世，就算是在康乾盛世，结果也不会好。可见干部作风问题折射出的深层问题，决定了一个政权的前途和命运。
一
庆亲王奕劻工作能力很差，名声也不太好，官运却好得出奇。自1884年到大清倒台的27年中，他先后负责外事、海军、财政等重要部门，最后升到首席军机大臣、内阁总理大臣，当然忙得要命。
但是庆亲王业余时间更忙，忙啥呢？吃饭、打牌、投资。
请客和吃请是他每天必修课，主题多是庆贺生日。当时成功人士都是老婆一群、孩子一堆，所以庆亲王不是在主办宴会，就是在出席宴会的路上。
然后就是打麻将。为了讨老佛爷喜欢，他竟然把麻将牌引入宫中，手把手地将搓麻技艺推广到人，从宫女到太监，无不乐此不疲。
当时大清正是内外交困，慈禧需要舒解心情，所以对麻将引进工作十分满意。
当然，这只是第一步。庆亲王不时让他的一个小老婆进宫，不是陪老佛爷、就是陪老佛爷身边工作人员来两圈。这位女士每次进宫陪打，随身带去的银票总是不够输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庆亲王因此不断得到提拔重用。
有人实在看不下去，郑重提出批评意见。慈禧耐心地做人家思想工作：
“他啥水平我能不知道吗？但是看来看去，还是他贴心。”
说庆亲王没本事还真有点冤枉，至少他的理财水平出类拔萃。
清朝中央政府官员工资并不高，要想理财，先要解决无财可理的问题。对此，监察机关直指庆亲王“细大不捐”，大钱不怕多，小钱不嫌少。他的生财之道就是卖官，明码标价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买卖好得很。
中层干部段芝贵送上白银10万两，立马买到了黑龙江代理巡抚。这样的事情多了，再加上他住的是和珅的老宅，社会上就给他起了个绰号：庆氏公司总经理！
英国《泰晤士报》驻华记者莫里循披露，庆亲王的银行存款高达712.5万英镑——稍早，简·爱小姐在桑菲尔德庄园做家庭教师，年薪30英镑，生活就比较体面了；达尔文买了一幢带花园的豪宅，不过2000英镑。
庆亲王理财很有天赋，也有超前意识。虽然外国银行已经进入中国，但是八国联军侵华硝烟未散，人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，大家耻于与外国人打交道，更愿意到中国人的银行或钱庄存钱。
庆亲王却格外青睐外资银行，特别是英资汇丰银行，民族金融机构里没有他一厘钱。要是迟生一百年，庆亲王肯定是个家小在外、见首不见尾的“裸官”！
二
庆亲王的业余爱好直接引领了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。
由于他的身体力行，当时北京的餐饮业、娱乐业十分发达。从前门大街到八大胡同，觥筹交错，灯红酒绿。洗牌声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。澡堂子、戏园子，茶楼、青楼的生意也被带火了，大小官员和成功商人永远是这里的主角。
倒霉的段芝贵在上任途中就被撤职查办，而卖官的庆亲王却安然无恙，照样每天忙于饭局、牌局，进出外资银行。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梁士诒、那桐、曹汝霖等大人物，都是洋银行的大客户。对此，连老外都忍不住了，莫里循毫不客气地写道：庆亲王的所作所为，简直是在坑害这个国家。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仰天长叹：“锅里的水都烧开了，鱼竟然没感觉到！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日历已经翻到了1911年6月。
辛亥枪响6年后，庆亲王奕劻寿终正寝。已经丢了江山的清皇室这才明白过来，给他加的谥号是“密”，意思是“查找不足，认真整改”！无论对于庆亲王本人，还是对于清皇室，这个时候再来总结经验教训，显然没有任何意义。但是，对于身处民族复兴大时代的我们，庆亲王是一本居安思危的好教材，是我们应该照一照的镜子。
11．一把扇子与制度设计
导语：没有制约的权利，就是贪污腐败生态系统中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，这张牌倒下去之后，灾难变回此起彼伏，越演越烈，阻止起来成本高，效率低，十分被动。因此，在保持惩治威慑力的同时，腾出一只手来防范第一张牌倒下，是长久之策，有也最为经济。
清代的山西有个地主，培养干部从娃娃抓起，竟然为6岁的儿子捐了个官。确切地说，捐的这个“官”只是后备干部。这孩子等啊等，等到80岁的时候，终于当上了某地常务副市长----五品同知。这个黑色政治幽默，十分生动地刻画了候补官员等待上岗之苦。
进士出身的福建候补知县黄兰阶，不愿意这样傻等。1881年落叶飘零时节，他风尘仆仆奔到北京，求他父亲的发小、军机大臣左宗棠写个条子。当知道黄兰阶的来意后，正直无私的左宗棠拉下了脸：
“你要是真有本事，上面迟早会用你，你搞歪门邪道就不对了。”
这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，黄兰阶豁出去了：
“您是中兴名臣，本领够大吧，但是如果没有曾文正公鼎力推荐，您现在一定还在湖南老家种水稻吧！过去我也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，现在眼见名字都不会写的捐官都安排工作了，能不着急吗？假如连您都不理解不关心，读书人就没指望了，再来第三次鸦片战争，我国还会输！”
左宗棠生气了：
“我看你适合回老家种水稻，看在你爹的份上，我送你几十亩水田够了吧！”
黄兰阶心情低落到了极点，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大街上瞎转。转到琉璃厂的时候，他眼前突然一亮。
黄兰阶发现，琉璃厂有不少店铺售卖仿冒的名人字画，包括左宗棠的书法。黄兰阶犹豫半晌，胆战心惊地买了一幅“左宗棠”扇面。
不久，闽浙总督何璋召集后备干部谈心，教育大家坚定信念，提高素质，随时准备接受国家挑选。轮到黄兰阶的时候，总督发现这家伙老是使劲扇扇子，弄得哗啦哗啦响。何璋心里烦透了，大声训斥道：
“就你这作风还想进步？现在都快入冬了，至于那么热吗！”
黄兰阶开始背台词：
“不好意思，扇子是北京一个大领导送的，我不敢离身呀。”
何璋拿过扇面一看，竟然是左宗棠亲笔题写的，吃惊不小：
“您认识左大人？”
黄兰阶从容作答：
“左叔叔是我爸爸的老朋友，几十年交情了。”
何璋一听，脸色煞白。下班以后，忙不迭向秘书诉苦：
“我一直以为他是土鳖一个，让人家坐了不少年冷板凳，这下完了！”
秘书却很淡定，轻声献上四字真言：
“特事特办。”
十天之后，黄兰阶揣着任命通知，到一个年年风调雨顺的富县当了县令。
不久，何璋找了个机会，专门拜见了左宗棠，诚恳地做自我批评：
“我们的工作没做好，像黄兰阶这样德才兼备的好干部，我们直到最近才发现，差点把人家耽误了。”
左宗棠哈哈一笑：
“小黄当官了？这小子去年找我写推荐信，让我骂回去了。我就说嘛，哪有领导不爱才的。”
何璋暗自庆幸：看来使用黄兰阶是对的，而且必须进一步培养。
回福建后，何璋不断给中央打报告，反复宣传黄兰阶政绩如何如何突出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不久，黄兰阶荣升汀漳道员，领导着汀州、漳州二府，官阶四品，约等于今天的副省级。此时，距离他在闽浙总督府哗啦哗啦扇扇子，仅仅过去两年。
一把扇子竟然有这么大的魔力，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：何璋突击任命、越级提拔黄兰阶，左宗棠心里到底有数没有，是配合默契演双簧呢，还是被蒙在鼓里？
左宗棠经略新疆、维护国家统一有奇功，学历很低（一直没考上进士）却封侯拜相，这样完美而传奇的高干在晚清实在太少，所以许多人宁愿相信，他是稀里糊涂上了当，阴差阳错帮了忙。也有人认为，左宗棠宅心仁厚，机敏过人，利用何璋巴结领导的心理，帮朋友的孩子找份工作，一没收黄家半个铜板，二没对何璋投桃报李，实在无伤大雅。
这些猜测都有一定道理，却非要害。问题的关键是，黄兰阶为什么要跑官、要官、骗官？假如他跟左宗棠八竿子打不着，或者在左家碰了钉子后，没去琉璃厂，没买那把“魔扇”，结局会怎样？
在封建中国历史上，清朝的政治腐败可谓登峰造极，吏治腐败是其最核心的部分。其中，始于康熙朝的捐官制度，起初名额有限，条件严苛，到晚清则泛滥成灾，对吏治腐败起了推波助澜、火上浇油的作用。
从咸丰开始，内乱、外患不断，朝廷试图用大量增加捐官名额的办法，弥补严重的财政赤字；加上像黄兰阶那样，由吏部派到各部、各地等位子的进士源源不绝，后备干部队伍越拉越长。光绪年间仅一个湖北省，就有各级后备干部1400余人。受编制所限，萝卜与坑的数量根本不成比例，等个10年、20年才上岗不足为奇；到死没过过一天官瘾的，也大有人在，山西那个80岁老干部算是幸运的了。因此，当时社会上干脆称他们为“灾官”，意思是当了候补官，简直活受罪。
尽管这么多干部不好消化，但假使选拔任用的制度设计科学规范，依照客观标准确定使用顺序，那么，即使晚解决甚至不解决，他们也不必想歪点子，继续自我完善就是了。开初，对后备干部实行的是双重管理，选拔任用工作主要由吏部负责，地方总督和巡抚也有考察权和使用建议权，权力既分散又有一定制约，两家画圈才算数。要同时打通吏部和督抚两道关节，难度确实不小。这种制度安排，对于防范用人腐败起了一定作用。
清后期中央权力式微，地方势力坐大，后备干部的管理使用权逐渐被地方侵吞。没有了吏部的牵制，督抚如鱼得水，干部是不是金子、会不会发光，全凭他一张嘴。谁送的钱多就用谁，一岗任命多人，今天任命、明天免职再任用他人，这些五花八门的敛财手法，实际上是一顶帽子反复卖，把两百年好不容易形成的选官制度破坏得一干二净。这让黄兰阶这样的穷书生心如死灰，假如他始终坚持不变“坏”，一辈子就交代了。
后备干部本来就穷困潦倒，如果上面没人罩着，那就只剩借债、上贡一条道。既然官帽子是花血本买来的，一旦逮着机会，他怎么可能廉洁自律？怎么可能不使劲捞？怎么可能把心思花在工作上？债主在门口排着队呢！
就这样，买官的跟卖官的构成了一条生物链，环环相扣，各得其所，结果是官僚队伍急剧膨胀，贪污腐败明火执仗，人民负担进一步加重，社会矛盾不断激化。早已陷入泥塘的大清再也支撑不住，终于轰然倒下。说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，就在于它能彻底摧毁政治统治的基石，连根消解政权的合法性！
没有制约的权力，是贪污腐败生态系统中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，这张牌倒下之后，灾难便会此起彼伏、愈演愈烈，阻止起来成本高、效率低，十分被动。因此，在保持惩治威慑力的同时，腾出一只手来防范第一张牌倒下，是长久之策，也最为经济。不同的预防手段各有其价值，但具有工具性意义的还是制度。王岐山同志之所以强调“加强制度建设、实施制度创新”，道理就在这里。
加强制度建设、实施制度创新，意味着不仅要增加制度的“量”，更要提高制度的“质”。只有体现了权力制衡制约的规律和功能，制度才名副其实；权力制衡制约的充分程度，与制度的科学性、有效性成正比----黄兰阶的人生沉浮，为此提供了佐证。
12．雍正皇帝的另一面
导语：雍正帝的严厉和温情是有原则、有主题的：他要打造一支贴的队伍，服务于改造中国的大棋局。他自己说得明白：就是为了让大家真心实意的为国家做事。
老话说，当家三年狗都嫌，皇帝也不例外。
如果让史学家评选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改革家，雍正当然名列前茅。然而，当初他手下的好多干部，却犯过嘀咕。
对于新君的治吏新政和一系列非常举措，有些人很不适应，嘴上不敢说，内心有看法，觉得他“刻薄寡恩”，严苛得不近人情、不留余地：贪则坐牢砍头，懒则撤职辞退；今晚偷偷搓麻弄点小钱，明早就会受到警告；歌颂皇上讨个好也被骂得狗血喷头，还得去刑场观摩贪官受死。弄得整天战战兢兢的，当官还有啥意思呀！
他们看不到雍正“柔”的一面，那是许多“宽厚”无为的帝王所没有的，正体现了一个大政治家的特质。
雍正十年，河南学政俞鸿图主持乡试期间，违反规定把21岁的小妾带了过来。小姑娘对付老头子易如反掌，很快套取了试卷内容，然后让仆人出去找买主。一万多两银子轻松落袋，小妾得意极了，哪里想到这笔买卖是多么划不来。
一看平时根本不学习的“富二代”居然榜上有名，舆情汹涌，社会一片哗然，眼看要闹出*件。雍正要求从重从快处理，给社会一个交代。刑部建议判处俞鸿图腰斩，雍正毫不犹豫地划了圈。
清代连上刑场也需要贿赂。因为是在办公室里直接被捕的，俞鸿图身上一文不名。刽子手拿不到好处，下刀一再“失误”，给犯人一个慢死。俞鸿图用手指蘸着自己的血，在地上连写了7个“惨”字。
没等主事官员报告完执行情况，雍正连连摆手：别说了、别说了！随即指示：以后轻易不用这种刑罚。于是，俞鸿图成了最后一名被腰斩的死刑犯。
科举是保证中国封建制度得以延续不变的压舱石，雍正对俞鸿图毫不手软，可谓执法无情。但腰斩是我国古代最野蛮、最不人道的一种刑罚，敢于废弃始自春秋的老传统，显示出不忍之心，不能说他一味“嗜杀”吧。
许多德才兼具敢担当的干部，更能感受到雍正浓浓的人情味。比如在他们的报告上，他竟会这样批示：你最近身体好吗？好久不见，很是想念！等你完成任务回来，咱俩好好聚聚。
他关心干部的方式有时出人意料，诚意多于权术。一天，某巡抚接到雍正亲笔信，让他即刻回京商量大事。刚要动身，又一匹快马送来雍正的第二封信，说我找人给你算了一卦，你近日不宜远行，还是下个月再来吧。
爱屋及乌，雍正对干部家属也很关心。湖广总督杨宗仁重病卧床，雍正派御医赶赴武昌诊治，并要他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杨总督说，我儿子在陕西榆林当道台，要是他能请假过来服侍我，那就太好了。雍正说，请假耽误他前程，不请假耽误你养病，不如调他到武昌当按察使，公私两便岂不更好？
雍正五年，陈时夏升任江苏巡抚。八十多岁的老娘一个人在云南老家生活，孝子陈时夏很不放心。雍正急令云南巡抚鄂尔泰：赶紧组织最好的轿子、轿夫，把陈老太太抬到苏州。什么时候出发、什么时候休息、什么时候吃饭，都听老人家的。安全第一，不赶时间。
同样是关心干部家属，有时候雍正又会由柔变刚，前后判若两人。孙国玺新任台湾道台，由于这个岗位不允许带家属，他只得把老母亲留在海峡对岸。雍正严厉批评吏部工作不细，又发一文，调孙国玺到福州工作。
过了几年，老妈要过八十大寿了。孙国玺觉得跟皇上关系不错，便请求恩赐匾额，给予诰封。雍正拍了桌子：你还有脸开口？你这几年干了些什么，以为我不知道？老太太就要被你这混球连累了，你还装孝顺，等着查吧！
有趣的是，雍正有时在工作中突然冒出的几分孩子气，让人忍俊不禁，也让人深思。
新君上任，正需要立威。翰林院的孙嘉淦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批评雍正跟兄弟搞不好团结。在争取接班地位过程中，兄弟之间免不了恩恩怨怨，康熙晚年疾病缠身，60多岁就走了，就是被这事气的。这个家丑不但涉及前后两代皇帝，还关乎体制问题，成熟一点的干部都会绕着走。
果然，雍正脸都气白了，逼问翰林院：一个从七品毛孩子这样狂妄，真是找死的节奏啊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你们不处理我处理！
正在紧急关头，太子的家庭教师、吏部尚书朱轼咳嗽了一声，试探着说：这小子确实狂妄，一定要严肃处理。不过说实话，我很佩服他的胆量，有点魏征的意思呢！
雍正毕竟是雍正，愣了一下，红着脸赶紧给自己找台阶：嘿嘿，我跟朱老师一样，我也佩服小孙的胆量。接着，把孙嘉淦越级提拔到司局级。
这件事还刺激雍正开动脑筋，创设了秘密立储的皇位继承制度，从根本上解决了兄弟“团结”问题，意义深远。自从皇帝把接班人名单塞到“正大光明”匾牌后，皇子们只管正大光明工作就是了。爱新觉罗家的统治能再延续近200年，与这项充满智慧的制度有关。
有多大抱负就有多大度量，有多大度量就有多大成就。雍正的博大胸怀和用人导向，是雍正新政的重要特点，不但吸引了天下英雄为知己者死，并且影响到他身后，为辉煌的乾隆前期储备了大量可信赖的干部。
除了这些“花絮”，“摊丁入亩”之类涉及民生的重大改革，毫无疑问是德政、仁政。清代原有的人头税制度十分荒唐，不管老百姓家里有没有土地，一律按人头交税，乞丐与富豪平等，穷人生不如死。实行“摊丁入亩”之后，土地多的多交，土地少的少交，没土地的不交，不知给多少穷人卸下了沉重的枷锁，铲除了多少官员的摇钱树。对地主老财和贪官来说，这当然算“严苛”！
事实上，双管齐下是雍正治吏的基本特点。一方面，对腐败的贪官、混日子的懒官、只会拍马屁的巧官出手很重，始终保持高压，尽管人治色彩浓厚，但是对一个封建帝王岂能求全责备。另一方面，对待忠臣、清官、能人，雍正无不春风满面，呵护有加。这才是一个完整的雍正、一枚双面的硬币。
雍正的严厉和温情是有原则、有主题的：他要打造一支铁的队伍，服务于改造中国的大棋局。他自己说得明白：就是为了让大家真心实意为国家做事。
雍正是成功的。仅用康、乾执政的十分之一时间，他和他的团队创造了许多奇迹，把中国古代文明推向了极致：“雍正一朝，无官不清”；国民生产总值接近全球的三分之一；康乾盛世的框架结构基本完工！
那真是史上少见的革故鼎新、改天换地的时代，也是一个风云际会、大浪淘沙的时代，每个人都面临抉择。——我现在突发奇想：如果能穿越回300年前，我是雍正手下的一名干部，我会如何抉择呢？
理想决定立场，立场决定思想。如果我站在苍生社稷、修齐治平的大格局上看雍正，自会紧跟时代步伐，不待扬鞭自奋蹄；如果我满脑子升官发财当老爷的封建糟粕，一定感到度日如年，抱怨“官不聊生”、“舒适度”没了。内心一有抵触，自然想方设法逃避、抵制、糊弄、贪腐，巴不得一切赶紧过去。
思想决定行为，格局决定结局。如果我选择前者，最终必然炼成亮闪闪的真金，人生的价值便厚重起来。如果我选择了后者，我就是一粒无足轻重的沙子，被时代的洪流冲得不知所终。
没有第三种结果。
第二部分
13．苏联政治笑话中的干群关系
导语：苏共在党和人民关系问题上的无所作为，反向作为，使自己从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先锋队，脱变为只为少数人活着的资产阶级市侩集团，直接决定了人心向背和自身命运。
引 子
天性活泼的美国总统里根，给戈尔巴乔夫讲过一个苏联政治笑话：
某天，戈尔巴乔夫嫌司机开车慢，抢过方向盘，开足马力横冲直撞。行人责问交警：为什么不阻拦？警察说：我不敢，他的官太大了！行人：有多大？警察低声说：戈尔巴乔夫为他开车。
据里根回忆，戈尔巴乔夫听后哈哈大笑。
政治笑话在苏联社会曾十分流行。转眼间，苏联和苏共烟消云散20多年了，今天再来回味那些有趣的民间创作，却令人大吃一惊：几乎所有的“段子”，都是干群关系出故障的报警信号。
共产党来了怎么办？
许多政治笑话嘲讽苏联的社会不公、干部的享乐主义和奢靡风气，干群关系的裂痕清晰可见。
勃列日涅夫把老母亲从乡下接到莫斯科，骄傲地展示自己的豪华别墅、名贵家具、高级汽车。老太太说：“孩子啊，这一切好是好，但共产党来了怎么办？”
1918年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遭遇粮荒，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在开会时饿晕了。为保证革命事业顺利进行，列宁决定建干部“疗养食堂”救急。
当年迫不得已的临时措施，慢慢演化为干部特供商店，高级生活用品和国际名牌应有尽有，老百姓望都不让望。
斯大林的一大发明是给高干发“红包”，比工资厚得多。他喜欢召集大家共享奢华晚宴，不醉不休，天不亮不休。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看不下去了，说老爸浪费了多少钱哦！赫鲁晓夫则抱怨第二天起不了床，中央机关老是停摆。
勃列日涅夫则让陋习普遍化、制度化了。那时，干部子女可以免试上最好的大学、进最好的单位。1983年，刚出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利加乔夫，主动提出不配豪华轿车。中办主任严肃批评他不懂规矩：你这是搞“特殊化”！
那群众过着什么日子呢？苏共执政74年、苏联立国69年，一直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，买什么都要排长队，排了半天还常常白排。老百姓受不了，关于排队的段子特别多。
伊万下班回家，看见老婆和一个陌生人躺在床上。伊万吼道：“真耽误事，街角的商店在卖鸡蛋，还不赶紧排队去！”
里子没有了，却在面子上狠下工夫，就像苏共元老雷日科夫总结的那样：从上到下“谎话连篇”。
苏方接待人员自豪地介绍：再过几年每家都会有私人飞机。外宾惊讶地问：要那么多飞机干啥？答：譬如你家在莫斯科，听说列宁格勒卖面包了，可以开上飞机赶去排队。
群众跟着苏共一起流血流汗度过了峥嵘岁月，现在却一个在地狱、一个在天堂，心中的凄凉和愤懑可想而知，不戳脊梁骨才怪。
但是苏共缺乏自我约束的自觉，作风问题又升格为腐败问题。过去列宁对干部管束很严，甚至主张“共产党员犯罪罪加一等”。列宁去世后，干部越过越舒服，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，如果一个人没机会搞腐败，会被人瞧不起。
格鲁吉亚一所中学，老师让学生谈谈自己的父亲。
萨卡什维里：“我爸爸贩橘子到莫斯科卖，因此赚了不少钱。”
图拉什维里：“我爸爸贩月桂到莫斯科卖，因此赚了不少钱。”
布里泽：“我爸爸在分局工作，每次他俩的爸爸从莫斯科回来，都来看望我爸爸，因此我爸爸赚了不少钱。”
全班发出啧啧声。
查维查瓦泽：“我爸爸是科学家。”
全班哄堂大笑。
“孩子们！”老师严肃地提醒，“不要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！”
1980年，一个警察偶然买到了几听鲱鱼罐头，打开后发现是昂贵的鱼子酱。原来，有人把鱼子酱改头换面偷运到国外贩卖，巨额赃款流入瑞士银行已达10年。
这起震动全苏的走私大案，牵涉到中央部委、军队和地方共300多名干部，苏共中央委员、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麦杜诺夫是主谋。中央进行了“严肃”处理：几个马仔被判了刑，麦杜诺夫同志则调任苏联粮食食品部副部长！
最要命的是吏治腐败。1973年格鲁吉亚党中央二月全会检讨说：靠幕后操纵、社会关系和效忠个人选拔干部，严重违反了列宁主义原则。文件回避了普遍的卖官鬻爵现象。1969年，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的位子标价20万卢布，第二书记减半。
装出火车还在走的样子
民生问题和恶劣党风，导致党与群众渐行渐远。好在老人们还记得党的光辉历史，如果苏共早下决心加以改变，结果会大不一样。可是，苏共却若无其事地走着老路，靠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混日子，好像在考验人民的耐性。
火车因为没有燃料停在半路，这可咋办？勃列日涅夫指示：大家一起摇晃身体，装出火车还在走的样子。
赫鲁晓夫和柯西金试探过改革经济，遭到体制内的强烈抵制，草草收兵。勃列日涅夫公开批评说：瞎改什么呀，做好工作就行了。
集体农庄开会研究两个问题：建造木棚和建设共产主义。由于没有木板，决定直接研究第二个问题。
为了固化既得利益格局，勃列日涅夫甚至搞了领导干部终身制，包括三任总书记在内的许多领导干部，直接死在任上，苏共成了一池死水。学界公认，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，是苏联的停滞期、矛盾积累期，看起来稳稳当当，其实危如累卵，苏联和苏共的最终结局，很大程度拜他所赐。
面对要求变革的强烈呼声，苏共采取了自杀式的打压态度，民主集中制冬眠，党员权利被冷藏，一片鸦雀无声。
“同志，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吗？”党支书问。
“我是有意见，但我不同意我的意见！”
不是没有好建议，而是说真话的代价太大。
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的错误，台下有人递上条子：赫鲁晓夫同志，当时你在干啥？赫鲁晓夫连问三次：谁写的？站起来！始终没人站出来。赫鲁晓夫笑了：告诉你吧，当时我就坐在你的位置上。
一边压制批评和自我批评，一边鼓励表扬和自我表扬。就连各地、各部门领导所到之处，都要挂满歌功颂德的横幅，宣读热情洋溢的致敬信，十分肉麻。
勃列日涅夫一生得了114枚勋章、奖章，其中有不少是他自己颁发给自己的。在他的葬礼上，足有一个班的战士负责捧着这些牌牌，群众觉得很可笑。
“勃列日涅夫同志做手术了。”
“什么手术？”
“扩胸手术。”
“为啥呀？”
“勋章挂不下了。”
在这种暖洋洋的空气中，苏共正与人民分道扬镳。戈尔巴乔的笨拙改革雪上加霜，社会到了列宁所说的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活不下去”的程度。
斯大林时期，如果有人敲门，人们立即停止讲政治笑话，开始喝酒。戈尔巴乔夫时期，如果有人敲门，人们立即把酒藏起来，开始讲政治笑话。
宣传机器则继续文过饰非编童话，糊弄老百姓，哄领导开心。
“伊万诺维奇，你经常读《真理报》吗？”
“当然，不然我怎么知道我过着幸福生活？”
像勃列日涅夫的母亲一样，群众觉得苏共变了，不像自己人了：
勃列日涅夫向工人们发表讲话：
“很快我们就能生活得更好。”
台下传来一个声音：“那俺们怎么办？”
在苏联解体前一年，《西伯利亚报》以“苏共代表谁”为题开展读者调查，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％，代表工人的占4％，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%，代表党政干部的占85%！
1991年6月，俄罗斯举行首届总统选举。作为苏共推出的候选人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卸任苏联总理不久的雷日科夫，得票率仅16.85%。苏联剧变后，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多次参加总统竞选，得票最高的一回也只有31.96%。
可悲的事实表明人民伤透了心，也解开了一个令人困惑的谜：为什么苏共轰轰烈烈登上历史舞台，退场时却如此孤独，甚至连一次像样的声援行动都没得到！
与此同时，中国共产党正快速超越过去的先生，人民生活水平突飞猛进，中国的巨大成就连敌人都没法否认。两相对照，苏联人艳羡不已，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寄托在中国身上。
一个乌克兰人被叫到克格勃。问：你怎么经常收到以色列的邮件？答：二战中我藏匿过一个犹太人，现在他给我寄吃的。问：苏联人不该这样做，你不为自己的将来想想？答：我想好了，以后我还要藏中国人。
结语：中国不仅有邓小平
李肇星有一次在国际航班上，邂逅了早已失去苏共和苏联的原苏共中央总书记、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，问了一个全世界都想问的问题:为什么结局会是这样？戈尔巴乔夫想了想说：因为我们没有邓小平！
苏共是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，建成全球第二、欧洲第一的经济强国只用了20年。苏联不但战胜了强大的德国，还长期与美国平起平坐，曾让整个西方世界寝食不安。
没有人料到这个庞然大物竟一夜倾覆，许多人至今回不过神来。从那一刻起，人们对这个20世纪最惊人的政治事件进行了不懈研究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作为葬礼的主持人，戈尔巴乔夫的感慨意味深长，值得注意。
从1977年复出，到1997年去世的20年间，邓小平领导实施了改变中国和世界的两大政治行动，一是改革开放，二是锤炼党风。两件大事竟发端于同一次会议：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在举起改革大旗的同时，恢复成立了中央纪委。
人们很少注意到这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：改革开放顺应天下大势，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；端正党风提高了党的先进性，是改革开放的政治保障。只有改革开放，社会主义才有吸引力；只有风清气正，共产党才有凝聚力。人民“拥护不拥护，赞成不赞成，高兴不高兴，满意不满意”，这两大决策是最好的诠释。
想想都后怕：如果没有改革开放，现在的中国一定不是到处堵车，而是到处排队；如果没有过硬党风，人人心里窝着火，改革只会是纸上谈兵。如果两者都没有呢？
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，邓小平伟大战略的逻辑起点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——人民主体论。人民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，是共产党存在的全部理由，是一切工作的起点、终点和标准——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核心理念，也是邓小平始终坚守的根本政治立场。
站在这个立场看问题，中国为什么繁荣稳定？苏共为什么走向末路？答案一目了然。
尽管任何社会现象的发生，都有数不清的促成因素，但内因永远是变化的根源。苏共在党和人民关系问题上的无所作为、反向作为，使自己从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先锋队，蜕变为只为少数人活着的资产阶级市侩集团，直接决定了人心向背和自身命运。
对此，苏共问题专家李慎明的观点一针见血：苏共的蜕化变质，是苏联解体、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。黄宗良则进一步指出：苏共是被人民、而不是被敌人推翻的，承认这个事实很痛苦，不承认就不能吸取教训。
角度决定高度，立场决定命运。苏共背叛人民在先，人民唾弃苏共在后，印证了“物必先腐，而后虫生”的道理，重演了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的老剧本，完全是咎由自取，怪不得别人。对于最后只剩下“共产党”招牌的假共产党的倒台，我们不但没有半滴眼泪，还要欢呼人民主体论的胜利，否则，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政治立场。毫无疑问，研究苏共兴亡、吸取经验教训，关键词不是“权位”，而是“人民”！
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”！中国共产党的回答响亮而坚定。
党的十八大之后，党中央从人民的利益和立场出发，迅速打出八项规定、“老虎”、“苍蝇”一起打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组合拳。政治局率先垂范、徙木为信，清理腐枝败叶、编织制度笼子，干部舒适度剧降、群众满意度激升，好传统回归、坏习气鼠窜，全国人民发自内心地拥戴和支持。党的威望持续提高，党群关系空前紧密，改革巨舰一往无前，党的事业一片生机。
神州气象如此，戈尔巴乔夫或许又有感慨：中国不仅有邓小平！
中国不仅有邓小平，这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幸运，是中国共产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结果，也是苏共的悲哀所在。“种瓜得瓜、种豆得豆”，曾对政治笑话一笑了之的苏共遗老们，如今情何以堪……
14．共产党员是如何“买通”陈嘉庚的
导语：得人心者得天下，看似一个简单的政治常识，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理论阐释。本质决定作风，作风就是人心向背，所以“作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”。
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
陈嘉庚从延安回到重庆，马上召开记者会，直截了当地告诉全国人民：延安让我“如拨云雾见青天”，中国的希望在延安，从此与国民党分道扬镳。陈嘉庚的转变重创了国民党的合法性，蒋介石大为震惊，深感耻辱。他一辈子也想不通：为什么陈嘉庚去了一趟延安，就变了一个人？共产党到底用什么“买通”他的？
对于政治家来说，吃饭也是政治。抗战时期，蒋介石、毛泽东先后请爱国侨领陈嘉庚吃饭，产生的严肃政治后果，连他们自己也没想到。
一
1940年春，旅居新加坡的爱国侨领陈嘉庚，带着南洋广大华侨的殷殷嘱托，率团回到祖国慰问抗日军民，第一站当然是战时首都重庆。蒋介石十分重视，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做好接待工作，务必让客人满意。他这样要求是有原因的。
陈嘉庚是同盟会出身的爱国老华侨，整个厦门的集美学村就是他用一生的积蓄捐献的。?抗战开始后，他作为“南洋华侨总会”主席，负责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工作。在他的组织领导下，广大侨胞每个月都向国内捐钱捐物，这都是他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，因为当时的海外华侨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。
三年以来，广大华侨通过总会，共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多国币的款项，物资无数。总会还在新加坡和重庆设立制药厂，挽救了许多抗日将士的生命。
抗战的生命线滇缅公路建成后，司机和修理工奇缺。陈嘉庚登高一呼，3000多名华侨青年挥别亲人，冒着敌人的炮火，日夜不停地抢运军需物资，许多年轻的生命就留在这条公路上。可以说，没有陈嘉庚和广大华侨，抗战的胜利肯定要推迟。
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精神，国民政府成立了阵容庞大的欢迎委员会，由中央宣传部、财政部、侨委会等20多个党政军重要部门组成。在财政极其拮据的情况下，列支了充足的接待资金，其中光宴请费用就达8万元——根据中国价格史资料推算，当时这笔钱能买800头牛！
这样，陈嘉庚在重庆的60多天里，正事没时间做，每天被迫在各种宴会中疲于奔命。国民党的高级干部无不以陪陈嘉庚吃饭为荣，美酒佳肴越是高级、越是罕见，越有面子。
但不管什么山珍海味，陈嘉庚一口也咽不下去。他知道钱是怎么来的，大敌当前的中国是多么缺钱。“前方吃紧”、“后方紧吃”，竟是战时首都大小官员的常态，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办企业，为陈嘉庚服务的司机虚开汽油费发票，这些都让陈嘉庚反感和痛苦：这样的政府能领导全民共赴国难吗？民族复兴还有希望吗？
陈嘉庚再三恳求就此打住，对方认为这是客气话，不开宴会怎么表达感情？无奈，陈嘉庚不得不空中喊话，连续三天在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刊登罢宴声明，这在全世界也是少见的：
“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,望政府及民众实践节约,切勿消耗物力！”
重庆让他感到窒息，“绝无一项稍感满意，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！”到滇缅公路看望过他的子弟后，尽管蒋介石不高兴，陈嘉庚还是决定奔赴传说中的延安，看看偌大的中国是否真有净土。
二
1940年6月1日晚，毛泽东设宴款待陈嘉庚。
这次宴会是露天的，就设在毛泽东窑洞外。餐桌更特别，一张大桌面搭在破旧的小方桌上。桌面坑坑洼洼，铺了几张旧报纸遮丑，就在宾主相谈甚欢的时候，一阵风把报纸给吹跑了。吃的是毛泽东自家菜园子里种的大白菜、豆角，最讲究的是每人一碗鸡汤。
毛泽东恳请客人谅解，说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。至于鸡汤，毛泽东解释：这是邻居大娘家唯一的一只鸡，正下着蛋呢，她听说我贵客临门，悄悄宰了送来的。
陈嘉庚一听，差点落泪。这个山沟里的党的质朴廉洁，官民关系的水*融，还有上上下下饱满向上的精神状态，跟重庆的腐朽堕落截然不同，让他眼前一亮。
陈嘉庚悄悄对秘书张楚琨感慨说，蒋介石像皇帝，毛泽东像农民，“得天下者，共产党也！”张楚琨后来分析：“延安之行是陈嘉庚一生的转折点和里程碑。”
一回到重庆，精神焕发的陈嘉庚马上召开记者会，直截了当地告诉全国人民：延安让我“如拨云雾见青天”，中国的希望在延安，“为我大中华民族庆幸！”从此与国民党分道扬镳。后来，南洋华侨的捐献源源不绝地流向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，其中包括中央领导层使用的福特轿车。
此前，因为国民党是“正统”，又值大敌当前，陈嘉庚一直是坚定的拥蒋派，真心诚意地宣传“蒋委员长乃是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”，他是中国的未来。
陈嘉庚的转变重创了国民党的合法性，蒋介石大为震惊，深感耻辱。他一辈子也想不通：我对他那么好，他为什么打我的脸？为什么去了一趟延安，就变了一个人？共产党到底用什么“买通”他的？
作为大地主、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，蒋介石当然不会明白，东拼西凑的一顿农家饭，怎么有如此功效。他不知道也不理解，共产党一个攻无不克的传家法宝，竟是艰苦奋斗的作风。艰苦奋斗中蕴含着丰厚的精神宝藏，蕴含着人心向背的密码，根本不能用物质来衡量。
岂止是蒋介石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对艰苦奋斗的本质和价值，连我们自己也会模糊不清。
三
第一，艰苦奋斗的作风反映了共产党的本质。
毛泽东说，共产党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，“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，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”。人民大众判断一个政治力量到底是为自己服务、还是为人民服务，最直观的就看你是奢侈浪费、贪污腐败，还是艰苦朴素、与群众同甘共苦。
不止陈嘉庚，从共产党的作风中认识共产党的，何止千万。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曾说，他过去不了解共产党，还挺怕的。上海解放那天早上，他发现解放军就睡在街道上。他动员战士们到院子里去休息，对方只是为伤员要了一壶热水。当时荣毅仁就明白了：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!
像陈嘉庚一样，许多人也是从国民党腐朽不堪的做派中，对国民党彻底失望的，甚至包括一些“坏人”。
解放前夕，蒋介石的江湖兄弟杜月笙携全家取道香港，打算去法国定居。但是杜月笙一病不起，根本不可能长途旅行。家人建议就近去台湾，杜月笙不吭声，让女儿去汇丰银行取回一个小箱子，里面满满都是借条。在这些借条中，最少的一笔是5000美元，最多的是500根金条，债务人统统是国民党的高级干部，个个有头有脸！
得人心者得天下，看似一个简单的政治常识，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理论阐释。但国民党之所以毫不在乎人民怎么看它，共产党之所以始终心存敬畏作风清新，差异来自“我是谁”、“为了谁”这个本质问题。本质决定作风，作风就是人心向背，所以“作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”。
第二，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。
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在地球上是比较差的，却能生生不息、愈挫愈奋，不断发展壮大，在世界上独一无二。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在漫长发展历程中，形成了不畏艰难、勤奋节俭的民族性格、价值取向，也就是艰苦奋斗精神。
艰苦奋斗精神的本质是奋发有为、百折不挠，它让人超越物质的制约，使主观能动性对客观世界产生巨大的反作用，从而不断改造客观世界。可以说，没有这种精神，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今天，更不要说民族复兴。《周易》所谓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，就是这种精神的写照。
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她的政治理想是国家独立、民族复兴、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。这种锐意进取、蓬勃向上的政治追求，完全契合中华民族的精神脉动。所以，艰苦奋斗不但是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，人民拥护共产党，源于其在民族的沃土中植根至深。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、火车头，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是共产党力量的源泉、前进的动力，二者浑然一体，不可分割。
经常有人这样理解艰苦奋斗：我们国家现在底子薄，不能奢侈浪费。言下之意，过去艰苦奋斗是物质条件逼的，物质丰富之后，艰苦奋斗就不重要了。如果这样理解，就把哲学层面的精神追求和党的浩然正气，贬低为低层次的经费问题。认识不清，行动就会有偏差。
陈嘉庚赠送的福特轿车运抵延安后，本来准备用作毛泽东的专车，但他坚决要求集体使用，这与物质匮乏不能说毫无关联。但进北京住进中南海里之后，毛泽东的睡衣上一直打着补丁。难道建国之后我们比延安时期还要困难，党的领袖竟穿不起一件好衣服？现在中国的GDP已经位列世界第二，不远的将来还会雄踞第一，党中央为什么还下大力气反腐败纠“四风”呢？
第三，艰苦奋斗契合现代政治文明，体现了党的现代性、先进性。
中西文化有许多差异，但都推崇勤俭节制。早在先秦的《尚书》中，中国人就提出“克勤于邦，克俭于家”。几乎所有的西方哲学家都认为，节制是人最大的美德。到了现代社会，克勤克俭的哲学思想由个体推及社会，成了国际社会的主流政治伦理，成了政治和政治家的共同戒律。
“作风问题是腐败的温床”，而挥霍浪费、贪污腐败消耗的都是民众血汗，民众不可能拥护。所以世界上不论什么性质的政权，无论是真是假、能不能做到，对反腐倡廉这个“政治正确”都不敢造次，都乐意占据反腐败这个道德高地，不然就不会有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》。
看起来，人们要求政府节约的是财政支出，实际上需要节制的是权力。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和浪费无休无止，与公共利益和人类政治文明格格不入，也使执政者失去合法性和统治基础。
重庆的挥金如土，暴露了他们的愚顽落伍、暮气沉沉；延安则坚定地站到人民一边，主动顺应和引领时代潮流，党的青春活力和精神魅力熠熠生辉。两相对照，陈嘉庚和全体中国人民一样，不可能有第二种选择。
15．巧官曹振镛
导语：贪官人人喊打，巧官无影无形。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是明枪，明枪易躲；上有政策、下有“顺策”是暗箭。暗箭难防。顺策造成的危害当时很难看出来，潜伏期又长，到了发作的时候，救都来不及。
上有政策 下有“顺策”——曹振镛的“成功之道”
清朝真是一个“奇迹”迭出的时代！算上当太上皇的几年，乾隆爷实际执政63年还多，创了世界纪录，至今无人打破。无独有偶，清朝的大臣中还有个叫曹振镛的牛人，在中央工作长达54年，历3朝、相2帝，一路春风：是乾隆培养的后备干部；受嘉庆委托当过3个月代理皇帝，他老家安徽歙县至今还有“宰相朝朝有，代君三月无”的俗语；道光在位30年，他居相位15年，如非不幸病逝于工作岗位，此公肯定会与皇帝共始终。当他归天的噩耗传来，道光皇帝难过得茶饭不思，哭诉说，你们哪里知道，他最了解我的想法，他贡献大呀！当场把他的二儿子提拔为副部级干部,给曹相本人加谥号“文正”。
“文正”是最高规格的谥号，大约是“学问大、能力强、作风正、立场稳”的意思。据严复统计，有清一代共有大臣2748人，死后谥“文正”的仅8人（曾国藩算一个），平均340多人才轮到一个，比凤毛麟角还金贵。生前占尽风流，身后极尽哀荣，曹振镛的“贡献”到底大到什么程度？
其实，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，曹振镛都是公认的庸才。《清史稿》中曹振镛传也就700多字，跟他的政治地位很不相称，但作者也没办法，因为老曹实在没什么丰功伟绩可写，难怪我们对他的名字这样陌生！
关于曹振镛的“成功之道”，有个年轻干部曾请教过他本人，当时曹老是这样回答的：
“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多磕头，少说话。”
要是相信这句鬼话，那就太天真了。在封建官场上，谁敢不磕头、谁敢乱说话？可混到曹振镛这境界的，古来几人！听其言，不如观其行，还是来看看曹振镛是怎么做的吧。
“三张牌”，奠定了千古“名”相的基石
道光即位之初，康乾盛世余威已尽，国运日下，处于鸦片战争、太平天国起义前夜。财政首现窘境，国库储备仅及乾隆盛时的四分之一，这还是账面数字。而官员却普遍失去国初的浩然之气，慵懒萎靡、声色犬马、贪污贿赂，以追逐奢华生活为业，社会风气污浊荒唐，时人多有记录。
在一次官场宴会上，有个客人出门上厕所时，看到几十头死猪横七竖八躺了一地，惊问何故。原来，厨师先将这几十头猪圈起来，拿棍棒追打，猪奔跑呼嚎，相继力竭而死。随后赶紧在猪的脊背正中割取一片肉，做成猪脯一盘，其味香脆无比。据说猪的其余部分腥恶难闻，不可再食，必须扔掉。
满足这类畸形消费钱从何来？羊毛出在公款和百姓身上。驻节今江苏淮安的南河总督，负责治理江苏境内河道，每年支取经费数百万两白银，用于治河的不到十分之一，其余都用在酒肉笙歌上了。
道光决心从杜绝奢侈浪费入手，逼迫干部队伍改变作风，振奋精神，以图重现昔日盛世。为此，道光刚一上任就做了两件事，第一是号召节约，第二是召来阅历丰富、人脉广泛的曹振镛，任命他为军机大臣兼武英殿大学士，即实际上的宰相，配合皇帝开展新政。
在开展节约运动的通知《御制声色货利谕》中，道光规定了3项纪律：节省财政开支，反对奢华浪费；停止各省进贡，减轻百姓负担；严控基本建设，严惩工程回扣。他自己以身作则，不添新衣，经常穿着打补丁的裤子上班；除太后、皇帝、皇后外，非节庆不得食肉。每人一碗打卤面为皇后祝了寿，买一只旧皮箱嫁了闺女。纪律严明，盛京将军被人举报常在家里看戏宴客，立即撤职。有一次检阅警卫部队，看到官兵衣着朴素，当场将几位负责人各升一级。道光不但廉政，还十分勤政，事必躬亲，夜以继日，对没有责任心的干部尤其讨厌，绝不重用。
曹相上台后十分低调，没烧“三把火”，只是闭嘴、磕头、旁观，等终于摸清了新老板的底牌，就循着领导思路，因势利导，顺水推舟，不慌不忙跟了三张牌，迅速获得了道光帝的绝对信任，奠定了千古“名”相的基石。
第一张牌。有一次开会，道光一眼就看到曹振镛的裤子打了补丁，便笑着问：“堂堂宰相的裤子也打补丁吗？”曹振镛从容作答：“做新裤子是很容易，就是太贵了，旧裤子打上补丁跟新的一样，何必浪费呢。”道光很高兴，挥笔给宰相题了4个大字：恭俭惟德！
那段时间，曹大人下班后就赶紧往前门外跑，去酒馆饭庄菜市场打听物价，第二天一早就给皇帝送经济情报，顺便再提一两条进一步厉行节约的建议。宰相在政治上跟自己保持高度一致，皇上自然满意，每天与他相谈甚欢，什么重要事情都一块商量。
官员们个个心领神会，人人学习曹相好榜样：上朝绝对不穿没补丁的衣服，散朝绝不忙着回家，围着宰相热烈讨论节俭问题，久久不愿离去。由于曹相和他的同事们推波助澜，京城竟出现了违背市场规律的怪现象：破衣烂衫的价格一路飙升，品相稍好的比新的还贵！有些穷官实在买不起，就创新思路，自己动手，把好好的袍子弄旧弄破，再让老婆在醒目处打块大补丁，活像今天新潮仔裤的做法。眼见新政深入人心，皇帝对老曹更是离不开。这张牌顺势而为，轻松搞定了皇帝。
第二张牌。曹振镛最忌的人是云贵总督阮元，因为阮元是唯一同曹振镛资历相当的三朝元老，他不但人品、文才俱佳，而且政绩斐然：在浙江巡抚、两广总督和云贵总督任上，阮元平海盗、禁鸦片、惩贪腐，打击分裂、垦荒固边，朝野无不折服，曹振镛与他完全不在一个档次。道光既然胸怀复兴大志，自然会想到阮元；皇帝既然重视干部的工作作风，老曹就有了办法。
有一天，在跟曹振镛谈干部工作时，道光说：“时间过得真快呀，阮元去地方担任主要领导快三十年了吧！当初三十几岁就官居二品，也真是人杰。你熟悉干部情况，觉得这个人怎么样？”曹振镛马上跟上：“这个人我了解，可以说是才华横溢，工作能力超强，我是没法跟他比的。”道光很有兴趣：“那你举个例子。”曹振镛不紧不慢地介绍：“云贵地区山高皇帝远，环境险恶，经济落后，民族复杂，自古多事，而且没有小事，件件涉及边疆稳定、国家安全，在那里当总督，一般人不要说出政绩，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都忙不过来。但是阮大人却能应付裕如，再复杂的问题都能迅速解决，还能空出时间召集各路才子吟诗、论文、作画、弹琴，这几年光诗文集就出版了好几种呢，水准很高，洛阳纸贵。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，我看这样的干部可以考虑了。”
道光听着听着，脸色由晴转阴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要是做诗能把国家做好，那我天天做诗！”
不久，一纸调令把阮元召回北京，安在一个不咸不淡的位置上发呆，直到退休。而道光对曹相的好感却增加了，他觉得老曹是个厚道人，对阮元那样工作态度不端正的干部都净看优点。这张牌因势利导，轻松自如地铲除了唯一对手，曹振镛自此高枕无忧。
第三张牌。道光初期，一些有志大臣受到新政鼓舞，苦心研究国家大事，热情提出改革建议，一时间各种请示报告纷至沓来。道光每天批阅到深夜，乐此不疲，但时间一长，身体有点吃不消了，心里左右为难，却又不好说出口：如长期这样一字一句地看，哪里应付得了；要是不认真看，又怕漏掉真知灼见，耽误工作。
等到道光终于累病了，曹振镛及时跟皇帝谈心：“大家现在都在努力工作，文件多了，好点子也多了，这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好兆头。怕就怕有的人打报告不是为了工作，只是为了愉悦皇上，最好留点心。”
道光深有感触，喟然长叹：“那有什么办法呢，皇帝是个苦差事啊。要是报上来的都是为国利民的好文件就好了！”
曹相微微一笑说：“我倒有个想法，不知行不行？您每天随机从报批件里抽阅几份，找出错字、别字、漏字、重字等等，用朱笔点出，该批评就批评。您连书写错误都能发现，下边研究工作自会更加认真，报告质量就上来了，注水文件就少了。”
此法果然灵验，道光不但省力省心，还给大家勤于政、敏于事的深刻印象。而大臣们从此“皆矜矜小节，无敢稍纵，语多吉祥，凶灾不敢入告”，至于发表对国是的见解和主张就更谨慎了，轻易哪敢下笔。这张牌顺水推舟，使得所有人都噤若寒蝉，而曹振镛从此则一言九鼎，权势冲天。
庸官误国，只因懂得下有“顺”策
曹振镛的3张牌贯穿了一条主线：上有政策，下有“顺”策！其操作规程看起来并不复杂：先琢磨清楚老板的基本思路，再顺着老板的心思紧跟，而且跟得很到位，甚至还超过预期一点，然后就静静等着领赏了。
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，古已有之，但以“对策”对付政策明显是对着干，成功率低，风险大，是下级与上级博弈的低级形式，只要态度坚决，一般不难破解。相比之下，上有政策、下有“顺”策隐蔽性强、技术含量高、成功几率大，基本属于稳赚不赔的买卖，是下级对付上级的高端技艺。古人云：“伴君如伴虎”，曹振镛能让三任万岁爷满意，能让道光帝“恩眷之隆，时无与比”，可见他玩弄这套把戏是多么出类拔萃。这个啥也不干的庸人，只因为读懂了人性的缺陷而位极人臣、居高不下，令人摇头叹息，徒呼奈何。
曹振镛孜孜以求的是个人的政治地位和家族荣耀，却以摧毁国家前程为代价，与经济腐败相比，这种政治贪腐行为，性质更恶劣，后果更致命。
曹振镛的荒唐成功，逐渐消解了整个干部队伍对国家的信心、对朝廷的期待，为清王朝的急速下坠加了油门。当时官场中人大都以曹相为楷模，苦心钻研如何应付皇帝、如何让皇帝高兴，对自己没好处的事情没人想、没人干，能推就推，能糊弄就糊弄，逐渐造就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天下。即使偶尔出现以天下为己任的好干部，也无出头之日。
龚自珍是一位力主革除弊政、抵制侵略的栋梁之才，眼看大厦将倾却没有用武之地，发出了“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”的悲鸣，反而遭到嫉恨，被迫在48岁的盛年下岗回乡，不到一年活活气死！后来好不容易出了个林则徐，却被曹振镛亲自培养的接班人穆彰阿，扣上屎盆子，发配新疆，国家再无能臣。
正直的老干部王鼎实在看不下去，又使不上劲，干脆留下遗书，以自杀来劝谏皇上。本来曹振镛培养的人各打各的小算盘，如今却默契地抱成团，集体做局欺骗皇帝，比治国理政的本领高明多了：他们首先控制了王鼎的家属和同党，然后烧了王鼎的遗书，最后郑重给皇帝打报告说，老王年纪大了，家里遇到点不顺心的事，一时想不开就自杀了。可怜王鼎白送一条命，皇帝蒙在鼓里，至死不知真相。面对突发事件，把上级作为“应对”对象，欺上瞒下、不择手段，是不负责任官员的共同表现、本能选择，目的一定是维护私利，古今概莫能外。
而大清此刻身处何世？蒸汽机已经问世百年，英国铁路总长度已与今天接近，欧洲工业革命已经完成，西方工业文明的巨舰，正开足马力撞向东方农业社会的小舟，清廷遇到了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，传统中国社会风雨飘摇，如果没有开山填海的大手笔，国家和政权的崩溃毫无悬念。
而恰在此时，大清官场庸才遍地，没人想担当、没人能担当、没人敢担当，以中国之大，从来不缺人才，在这要命的时候却闹起了人才荒。鸦片战起、太平军兴，各级干部先是“互相隐讳，莫敢上闻”，后是手足无措，一退到底，一场本可打赢的仗打输了。《中英南京条约》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签订的。
其实，早在曹振镛被谥“文正”时，就有明白人挖苦说，叫“不文不正”更恰当！但曹振镛这类长于上有政策、下有“顺”策的人，总是装出一副政治最正确、执行最坚决的样子，其实他们对政策的远大目标和精神实质根本不在乎，在乎的是如何作秀才能引起领导注意。即使是打击政敌，也要顺应上意，绝不蛮干自戕。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取超级利润，至于政策、蓝图之类，顶多是蝼蚁之辈攫取功名利禄的顺手工具；虽贵为皇帝，也只是一座盛产功名利禄的矿山，不采白不采。什么江山社稷，与我何干！
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是明枪、是明伤，明枪易躲、明伤易治；上有政策、下有“顺”策是暗箭、是暗伤，暗箭难防，暗伤难疗。顺策造成的危害当时很难看出来，潜伏期又长，到了发作的时候，救都来不及。更绝的是，即使酿成天大的祸事，也追究不到曹振镛这类高人，自有一把手负责。直到好处都归了奸臣，恶名都归了皇帝，这类游戏才算结束，这是老曹们的高明之处，也是封建政治的吊诡之处，皇帝们泉下有知，不知作何感想。
这不，现在大家都痛骂道光帝丧权辱国，有人想过曹振镛之流的“功劳”吗？另外，假如你遇到了曹振镛这样的下级，你有什么办法有效制约，超越道光？
16．笨拙的行贿
导语：中国封建社会足够长久，客观存在在人们内心深处一再强化这样的意识：无官不贪腐，无贿不成事。于是，人没在下意识里对腐败行为进行了非罪化，最终成为中国人文化基因的一部分。
思想意识是上层建筑中最顽固的东西。封建制度在中国的终结只有一百余年，而要涤荡2000多年的思想污垢、铲除代代相承的文化基因，百余年显然太短、人们下意识里隐藏着的错误价值观，正是我国现阶段腐败行为易发多发的第一顺位，也是最深层次的原因；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尚待健全的条件下，尤其如此。
李鸿章有句名言：一个人如果连官都不会当，那就太笨了！他的意思是，大清官场是贪腐的乐园，破坏法制一点不费脑子。同理，大清臣民如果连行贿都不会，送去的东西领导竟然不要，那只能怪智商有问题，肯定让人笑话。清代267年，这种搞笑事件有过两回，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、军机大臣毕沅涉案，意外地给后世留了一道国民心理测试题。
一
1893年除夕，中央政府的处级干部周福清接到电报，他的老母亲去世了。周福清急忙赶回绍兴办后事，然后安安静静在家守孝。这天，他家的几个亲戚来看他。
原来，这年秋天全国要举行乡试，据他们打听，浙江乡试的主考官是殷如璋——周福清的老同学。亲戚们苦苦哀求，说这些年我们都看透了，有本事的人成绩不好也能上，我们的孩子个个出类拔萃，总是名落孙山。家族里就出了你这个京官，为了孩子们的前途，只好来麻烦你了！然后拿出一张一万两的银票，说这是我们几家凑的，事成之后还有重谢。
周福清自己也是官运坎坷。好不容易中了进士，派到江西金溪县当了县令，却因给领导提意见被免。回京后待业整整9年，咬牙借了一大笔钱送上，才得到现在这个打杂的工作，但是人也老了。他的儿子周用吉（鲁迅的父亲）是个老秀才，屡试不第，周家眼看就没指望了。既有必要，又具备条件，周福清决定抓住这个机遇。
按照清政府的规定，各省的主考不得提前到达工作地区，为的是挤占打通关节的时间。但殷如璋的船刚到苏州，周家的仆人阿福早已等在了苏州码头。在没有电话、手机、高速路的时代，周福清同殷如璋是如何沟通的，至今是个谜。
阿福顺利上了船，恭恭敬敬把周福清的书信送到了殷如璋手上。副主考和苏州知府正在陪领导聊天，殷如璋接了书信，若无其事地往茶几上一放，向阿福挥一下手，继续谈笑风生。
本来计划已经圆满完成，可阿福走了好远突然开始思考：殷大人聊得那样高兴，要是忘了看信怎么办？要是这封信落到别人手里怎么办？阿福越想越不踏实，最后果断折回头，站在岸边大声提醒：
“殷大人，您一定要亲自看信呀，里面有好东西！”
殷如璋应变能力非凡，毫不犹豫地把信件推到副主考和苏州知府面前，算是举报。结果是周福清被判死缓，从此家道中落；支票罚没，考生永远禁考。
同阿福一样搞笑的人，生活在阿福的太爷爷时代。
1790年（乾隆五十五年），时任陕西巡抚的毕沅过六十大寿。毕沅工作认真，爱好高雅，工资收入大都投到古玩字画上。早在生日的前一个月，他就发了一个通知：拒收寿礼，违者严惩。属下不敢顶风违纪，社会反响良好。
突然有一天，有个姓王的小伙子推了一车东西来，原来是某县令派来的。毕沅十分生气，责问来人：大胆！没看通知吗？
小王笑嘻嘻地说：老爷误会了，我不是来送礼的。
毕沅扯掉外包装一看，古砖二十块!厉声问：啥意思？
小王不慌不忙地说：老爷，这两天俺那里下大雨，把老城门给冲垮了，烂砖碎瓦一大堆，老百姓都拿回家盖猪圈。俺家老爷说了，巡抚大人学问高，不如拿几块请他老人家给鉴别一下，能废物利用最好，没用就扔掉。
毕沅赶紧低头上手，一琢磨不得了：纹饰斑驳陆离，题识依稀可见，居然是秦砖！于是大喜：
“抱歉抱歉，我误会你家主人了。工作那样忙还留心学问，值得提倡。现在有些干部俗不可耐，只会吃吃喝喝混日子，真没出息！几块烂砖头不算礼物，扔下吧。”
临别，毕沅还亲切地叮嘱小王：“请代我向你家主人问好，让他好好干！”
巡抚大人如此态度，让小王得意忘形起来，像100年后的阿福一样，他也多了一句嘴：
“我家主人好啊，为了给大人祝寿，高薪聘请了能工巧匠，在办公室旁挖窑烧砖，足足烧了大半年，挑了最好的让俺送来，嘿嘿。”
巡抚大人一听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二
同毕沅一样，今天我们读到阿福和小王的故事，也会觉得可笑；与毕沅不同的是，许多人除了觉得可笑，还觉得可惜，心里会不自觉地寻思：你说这两小子咋这样笨呢！要不是他们画蛇添足，鲁迅家的事情不就办成了吗？可怜的县令也不至于白费工夫。用人不当会坏事，教训啊！
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实际上已把自己转换成了周福清和县令，并对他们的功亏一篑，给予了深深的同情。假如他们是杀人、纵火、强奸未遂，我们会同情吗？这意味着，在下意识里，我们对腐败行为是认可的；只要需要这样做，我们头脑里首先出现的不是是非观念，而是功利意识；一旦挫败，不但不自省，反而会感到委屈、不平和自卑，以弱者自居。下意识暴露了一个令人尴尬的真相：我们平时对腐败行为的深恶痛绝，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别人的，是对别人拥有腐败机会和能力的愤怒，跟道德判断关系不大。
心理学认为，下意识是人类不自觉的行为趋向，是人在长期生活中获得的经验和暗示在心理、本能和客观行为上的反映。如果人们认识它、掌握它，它是天使，否则它就是魔鬼。那么，这种黑白颠倒的下意识从何而来呢？
腐败是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，在中国，它伴随着封建社会的发生、发展和成熟而不断泛滥。从官员晋升到民事诉讼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要进行寻租和贿赂，否则就不能正常运转。中国封建社会足够长久，客观存在在人们内心深处一再强化这样的意识：无官不贪腐，无贿不成事。于是，人们在下意识里对腐败行为进行了非罪化，最终成为中国人文化基因的一部分。
思想意识是上层建筑中最顽固的东西。封建制度在中国的终结只有102年，涤荡2000多年的污垢，铲除代代相承的基因，百十年显然太短。人们下意识里隐藏着的错误价值观，正是我国现阶段腐败行为易发多发的第一顺位、也是最深层次的原因；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尚待健全的条件下，尤其如此。
根据我国惩防体系建设的宏大目标，我们不但要完善制度、强化监督、深化改革，不断压缩寻租行为的空间，逐步去除滋生腐败的外在条件，还要通过对个体的思想教育，树立正常是非观念，修复不良遗传基因，彻底消除产生腐败的内在根据，在灵魂深处建立起拒腐防变的根基。因此，探究历史典故所引发的下意识心理反应，持续开展廉政文化建设，具有明确的靶向意义和严肃的科学价值。
链接：
周福清，浙江绍兴会稽县人。同治十年（1871年）辛未科进士，1874年，任杭州府金溪县知县，光绪五年（1879年）在京城内阁中书当差，是一名七品京官。
科场作弊案事发后，周福清先由杭州知府第一轮审讯，后由浙江布政使、按察使会审，再经浙江巡抚亲提直审，最后刑部奏报朝廷，光绪皇帝下旨：周福清立即革职查拿。又经层层严审，光绪第二次下旨，改为斩监候，秋后处决。
周福清在杭州关押了八年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，清政府国势衰败，加之全国纷纷声讨废除科举，周福清获准释放。其子周用吉因过度伤感郁闷，35岁就死去了。多年后，其孙鲁迅说：“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。”
17．作风建设与历史周期律
导语：作风是一个变量，作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，不但要始终不渝地坚持，必要时还须下猛药。
只有牢记理想宗旨，心系国家人民，彻底扫除作风上的污垢，才能精神饱满、意气风发、延续昨日的光荣。
一
一想起1813年秋天那件事，嘉庆就感到窝囊：他差一点就当了大清的末代皇帝，并且，各级官员早就知道要出事，却都像请客一样，把问题迎进了紫禁城。
1812年一个宁静的仲夏夜，台湾知府汪楠，被淡水同知查廷华扰了美梦。
原来，查廷华他们抓了一个传教的人，此人不吃打，供出了一个可怕情报：明年中秋节，天理教徒要攻打紫禁城，目标是干掉嘉庆皇帝，建立新王朝。头子叫林清，率领突击队的叫祝现……
汪楠稍作思考说：
“犯人为了保命，什么胡话都会说。你知道上报假情况的后果吗？快把那家伙宰了，免得出去瞎说，给我们惹事。”
1813年初夏的一天，豫亲王裕丰的管家祝现请假了，祝现的堂弟祝富庆偷偷来访，举报堂兄谋反，举报林清在宣武门租房子卖鹌鹑，其实是在打造枪械。
毕竟是皇室宗亲，豫亲王一听就跳了起来：
“真的吗？我这就进宫禀报！”
仆人备好了轿子，豫亲王却摆了摆手，低声劝导举报人：
“做事要动脑子啊！谋反是灭九族的大罪，你想害整个祝氏家族吗？千万别再提了。”
1813年8月份以来，京城卫戍司令吉伦连续接报，说天理教徒即将攻打皇宫。吉伦十分淡定：
“我九门提督的职责范围是九个城门，加强巡逻就是了。紫禁城内又不归我管，我操这个闲心干啥。”
9月底，嘉庆帝从木兰围场回京，下一站行在是蓟县的白涧。为大老板服务的机会来了，吉伦立即率大队人马前往迎驾。
刚上路，一个参谋骑快马狂追上来，气喘吁吁地报告：不好了、不好了，天理教徒混进城了，请大人即刻处理！
吉伦火了：
“你们有完没完？想立功受奖想疯了？滚开滚开！”
参谋不依不饶，一把拽住吉伦的马缰绳，苦苦哀求：“大人……大人！您真的不能走啊，要出大事啊！”
吉伦大为恼火：
“我大清国泰民安，天下归心，正是太平盛世，你竟敢造谣惑众，等我办完大事再来收拾你！”说罢，一脚踢翻可怜的参谋，拨马呼啸而去。
1813年10月7日中午，兵部尚书兼顺天府尹刘镮之，正与客人觥筹交错。宛平县令和卢沟桥巡检，匆匆进来，附耳低语：昨夜、今晨，家住宋家庄的林清等人，骗过岗哨，经卢沟桥进了城，明天午后打皇宫，情况十万火急！
刘镮之早已进入酒酣耳热状态，哈哈大笑起来：
“幼稚、幼稚！难道吉伦大人的部队是摆设？皇帝老子家谁想进就能进？别没事找事了，陪我喝酒。”
第二天，1813年10月8日下午3点，天理教徒200余人装扮成卖柿子的、送货的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由东华门、西华门攻入皇宫。两天一夜之间，皇帝家中刀光剑影，箭矢乱飞。
警卫部队惊慌失措，死伤过百，假如林清的外援及时跟进，大清皇宫将被连锅端！凑巧，嘉庆的二儿子、后来的道光皇帝，平时爱摆弄冷兵器时代最吓人的玩意儿——火枪，这次派上了用场。几声枪响，竟然稳住了军心，局面开始扭转。在禁军的围剿下，天理教徒寡不敌众惨遭屠戮，起义失败。
而远在河南滑县的另一股天理教队伍，稍早前已经起义，剑指北京。清政府用九牛二虎之力，耗时3个月，才勉强平息事态。
这件事发生于夏历癸酉年，史称“癸酉之变”，是清朝由盛转衰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，是大清重复历史周期律的不祥之兆。
二
“从来未有事，竟出大清朝！”嘉庆如此表达了他的震惊和愤懑。他发明了“因循疲玩”这个新词，直指汪楠等人不负责任，言下之意，如果他们干活认真点，灾祸完全可以避免，至少不会闹这么大。
嘉庆皇帝想错了。触发癸酉之变的，不单是哪个人的工作作风问题，而是整个吏治的腐败，出事是必然的。
清朝的吏治腐败很有特点：官员们除了“贪”，还特别地“懒”，没人想做事，讨厌担责任，无精打采，敷衍了事。从乾隆中期开始，官场就如一潭死水，不作为是主旋律，国家统治机器锈蚀得无法运转，社会治理按下葫芦起来瓢。
人人麻木不仁，个个“炸雷都打不醒”，根子在于狭隘的人生目标：升官发财！
那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？
不犯错误才能升官。“多磕头，少说话”！三朝元老曹振镛的名言，诠释了官场成功秘诀：做事越多，错误越多，不干活最保险。所以大家遇到事情习惯绕道走、踢皮球，把犯错误的机会留给别人。汪楠杀人灭口，就是为了不惹麻烦。
白莲教起义失败后，林清等人利用大饥荒，在华北农村轰轰烈烈传播天理教。早在起事8年前，他就制定了先占皇宫、再取全国的奇特战略。“要想白面贱（便宜），除非林清坐大殿”，如此直白的民谣家喻户晓，而在中国历史上，民谣一贯具有政治风向标的意义。林清完全没有保密意识，他们的动向在社会上尽人皆知。对此，官员们个个睁一眼闭一眼，假装不知道。
上司满意才能升官。在清朝官场，官运不靠业绩靠上司。天大的事吉伦都无所谓，唯独接驾很积极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人称“溜溜球”的军机大臣王文韶，每当需要表态的时候，听力就急剧下降；事情如果足够大，干脆就彻底聋了。他是故意让领导说了算。
对于躲不掉、踢不走的皮球，官员们就稍稍糊弄一下，一旦领导追究起来，比较好解释。天理教徒都进了城里，吉伦的应对措施还是“加强巡逻”，显然是做样子。
嘉庆有一次咨询刘墉：某某人当知府怎么样？刘墉支吾半天，就说两个字：“尚可。”嘉庆慨叹：这么大官也在混日子，工作根本不用心，怎么得了！
官员们如此唯唯诺诺，真是又安全、又省劲；不但把责任推给了上司，上司还高兴，何乐而不为？
报喜不报忧才能升官。豫亲王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？头年去京南游玩，他通过祝现认识了林清，受到热情接待，酒喝多了，就住林家大院了，临走还没少拿。要是皇上知道了，一切都完了!于是，国家利益让位给个人小利。费正清分析得入木三分：报喜不报忧符合清朝官员的利益。
同豫亲王一样，洪秀全起义之初，地方官也使劲捂盖子，巴不得长毛快去别人地盘上闹。直到太平军攻克了十几座城池，朝廷才知道出了大麻烦。
魏源这样概括大清官场风气：“不担责任是成熟稳重，会踢皮球是聪明智慧，得过且过是办事得体！”至于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传统价值观，谁信谁弱智。
正当整个官场鼾声一片时，国情和世情发生了巨大变化，清朝进入加速下坠通道，灾祸接踵而至，且无不带有癸酉之变的影子：第一次鸦片战争，英国军队只有4000人，根本没想到会赢；太平军初兴，地方守吏以邻为壑，最终酿成大祸；甲午之败，大清的海军吨位号称亚洲第一；北京守城正规军达15万之众，被不到2万人的八国联军轻松拿下；甚至连辛亥枪响，仅是士兵无意中走火……
完全可以说，早在癸酉之变时期，清朝深陷历史周期律的命运已经注定；帝国大厦由摇晃走向垮塌，癸酉之变只是第一步，——费正清指出了原因：官员们都在坐等出事！
三
癸酉之变过去整整200年了。直到今天，当年射出的一支箭镞，还深深地嵌插在故宫隆宗门的牌匾上，静静讲述着那个惊心动魄的故事。
王岐山同志最近指出：“学历史最重要的是联系实际。”
无论是政权性质，还是立国宗旨，清朝与我们没有可比性。但是任何政权的正常运转和执政目标的实现，都有赖于广大公务人员的动员组织；公务人员的思想境界、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、工作能力，直接影响施政质量和效果，关系政权的兴衰成败。
从党的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全会，短短300多天，党中央进行的两大意义深远的战略部署，深得党心民心：一是绘制了中国梦的绚丽蓝图，制定了改革发展时间表和路线图。二是开展作风建设大扫除，正风肃纪，扶正祛邪。
这两大战略部署是齐头并进的，蕴含了严密的逻辑联系、深远的战略意图。
优良作风是事业成功的保证，这是我们党的一条基本经验。当年，无论是斯诺、史沫特莱，还是陈嘉庚、黄炎培，在目睹了根据地军民的勃勃生气后，一致认定“延安作风”必胜，“西安作风”必败，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。90多年来，我们党始终把党的作风视作生命，把不良作风视为大敌，才由小变大、由弱变强，成为历史前进的引领者。这是何等宝贵的政治经验和精神财富！
作风是一个变量，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，不但要始终不渝，必要时还须下猛药。在党带领人民开始新长征的关键时刻，“四大考验”和“四大危险”成了绊脚石。只有牢记理想宗旨，心系国家人民，彻底扫除作风上的污垢，才能精神饱满、意气风发，延续昨日的光荣。
为此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、从严治党，以改进工作作风、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发端，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跟进，定点清除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、享乐主义、奢靡之风及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，触动和净化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灵魂，干部作风和精神风貌焕然一新，人民群众坚决拥护。
作风体现党的性质、代表党的形象、关乎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，最终决定我们能否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怪圈。新一届党中央开展的，就是这样一项意义深远的伟大工程，在中华民族复兴历史上，将会浓墨重彩地记录这一页！
历史终将证明，一代一代共产党人总是与人民群众同呼吸、共命运，一切为了人民，全无一己之私，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，完成了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，也开辟了长期执政的成功道路。
18.将军的烟瘾
导语：官员的作风问题和官场的风气问题，不但会导向腐败，还必然导致精神的垮塌。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，这都是致命的。
一
如果慈禧邀请谁去宫里看戏，那他的好运就来了。可是，当幸运之神降临的时候，陕西提督雷正绾仅仅狂喜了两分钟，便陷入了漫长的苦恼，竟然愁得失眠。
要不是充分肯定一个干部，老佛爷怎会给他这么大的荣誉？再说，戏场的氛围那么轻松愉快，不管你官多大，部门多重要，谁也不会像在办公室里那样板着面孔摆谱，所以这也是公关套磁的最佳时机。人人求之不得的好事，雷正绾到底犹豫啥？
说起来简直可笑，原来，同帝国的许多官员一样，雷正绾也是个瘾君子，烟瘾之大，到了烟枪不离手的程度。只要离开鸦片一会儿，他就鼻涕与眼泪齐飞，浑身瘫软无力，什么事也干不了。身为陕甘军区的总司令，雷将军即使在剿匪前线正打着仗，只要烟瘾一犯，立刻宣布收兵。我的地盘我做主，过了瘾再说。
要命的是，宫里有宫里的规矩，不可能考虑雷正绾的生活习惯。演出时长是每回6小时，中间不休息，只是每小时送一回茶，这是百年传统。因此自打接到老佛爷的请柬，又说要连看三天，雷将军就成了中国版的哈姆雷特，思想斗争异常激烈，口中念念有词：去、还是不去，这是个问题！
去吧，作为离开大烟就没法活的资深烟枪，三天端坐18个小时，这可怎么熬？大家都在欣赏高雅的国粹，这边却坐立不安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成何体统？身为堂堂从一品高官，与总督平起平坐，全国加起来有多少？真丢不起这个人！
不去吧，老佛爷是当今朝廷实际上的一把手，如果给脸不要，不要说进步了，就是眼前的荣华富贵能否保住，都是个问题。
去吧，就怕小命要完！自从英夷用黑乎乎的鸦片撬开国门，逼迫天朝签订了《中英南京条约》，大清一下子成了穷国、病国，朝廷不得不加大禁烟力度，高级干部吸食鸦片，不仅仅是生活作风问题，首先是政治问题。当年道光爷颁布的《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》，明确规定官员违犯比照百姓罪加一等。庆亲王躲到庙里刚吸两口，就被褫夺亲王称号，逐出皇室。一个汉人大兵竟敢顶风作案？
道光帝的那个重要文件以及许多案例，每个官员入职的时候就学习了，知法犯法还了得？在自己的领地上，随便怎么干都没人敢龇牙，如今在庄严的皇宫里，众目睽睽之下，烟瘾一犯，所有人立即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这不是自投罗网找死吗？
对于一个军人来说，如果这个破绽被发现，下场肯定比地方干部惨。两次鸦片战争之后，列强尝到了甜头，四面环伺，蠢蠢欲动，朝廷重视海防胜过陆防。这次召我进京，据说有充实到黄海渤海前线的考虑。可是，正在等待谈话、还没上任呢，却暴露了大烟鬼的真面目！
作为左宗棠的老部下，据说还是一个忠心耿耿、骁勇善战的高级将领，原来是个阳奉阴违、带头破坏法纪的小人，一个不拿钢枪拿烟枪的废物，这支军队还能指望吗？这个人还能留吗？想到这里，雷将军不禁打了个哆嗦。
谁有锦囊妙计，既让俺规避风险，又不让老佛爷有看法？我花多少钱都愿意！
秘书都是聪明人，看到领导不吃不喝不出房间，轻声道：
“现在官场上谁不吸两口？遇到这种麻烦的肯定不止您一个。要不，我出去了解一下情况？”
秘书终于回来了，对老板耳语了一番：我有个朋友在里面当太监，这人真是神通广大，他说……
雷正绾听罢，腾地跳了起来，吼道：
“什么？他拿我是冤大头？”
秘书很冷静：“您别生气，凡是能用钱解决的都是小问题，钱没了还会有。如果捧着钱没人接，那就真麻烦了。”
雷正绾在房间里转了几圈，思想就通了：
“对，钱没了还会有!”
二
演出开始了。
虽是第一次出席如此高端的活动，雷正绾却没有半点好奇，直到确认老佛爷本人并不到场，他那颗忐忑不安的心才稍微稳一点。开场一个小时，随着服务太监送上茶来，雷正绾两眼突然放光起来，兴奋地坐得笔直。
雷正绾发现，王公大臣们居然像约好了一样，纷纷吞云吐雾，就像在自家客厅一样自如。他们那副习以为常的样子，似乎不是在违法乱纪做丢人的事，而是在嗑瓜子。
原来上面一再重申的那些规矩，在这里啥也不是啊！雷正绾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，感觉好极了，演员们的演出也显得精彩了。唯一不好意思的是，自己远在西北工作，见识少、胆子小，跟人家相比，真是土得掉渣！
正寻思着，烟瘾迅猛来袭，情况刻不容缓。我的烟呢、我的烟呢？于是口水、鼻涕、眼泪都来报到，身子歪斜得快坐不住了，禁不住左顾右盼起来。
“老爷，您的茶!”
一个笑眯眯的小太监及时出现，谦恭地给雷正绾送上茶来，顺手放下三枚烟泡。每过一个小时，笑眯眯的小太监就过来一回，一个晚上来了6回。原以为异常痛苦的三天，就这样轻松愉快地度过了。
当然，世界上没有免费的烟泡。小太监每送一次记账1000两，三天送了18次，总计1.8万两白银！离京之前，雷正绾通过秘书，痛痛快快地一次性付清了债务。
根据民事档案，当时只要花20两银子，就能买到北京内城黄金地段的一间大瓦房。雷将军的这笔享乐费用，足以买下北京的一条街，而且，我们还不知道他在京期间的其他开支。
凡是看起来不合常理的事情，其中必有合理原因。按照大清的工资标准，雷正绾的年薪也就500两。这就意味着，他必须不吃不喝不养家整整36年，才能买得起这三天的烟泡。如果他足够幸运，再应邀进宫看两回戏，总共就要花掉100多年的全部工资收入，简直不可思议。如果不是外财巨大并且来得容易，谁能这样潇洒大方？
尽管事情离谱，但是既然买主本人满意，卖家一本万利，秘书作为可靠的中介也少不了回扣，再加上有头有脸的人都是这样解决问题的，所以根本没人注意这种小事，如同根本没发生一样。至于这个政权因此受到的伤害，跟他们何干？
三
据说，雷将军这次看戏的时间是1880年，距离鸦片战争爆发40年了。鸦片战争使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从一座增加到三座，大清也随之进入倒计时。清政府为了救自己的命，在禁止鸦片进口的同时，试图用严格的法律制度约束各级官员，因为如果官员不带头，一切都是白扯。
可是，这项国策实施了40年，鸦片反而蔓延到了全社会、各阶层。对中华的这个“新民俗”，各级官员的“带头”作用功不可没。有人统计，鸦片战争前偷偷吸食的官员有20%左右。战后，朝廷这边下决心狠刹歪风，那边沾染毒瘾的官员数量不降反升。“鸦片盛行，官署上下几于无人不食，公门之中，几成烟窟。”还有人用数字入诗写道：一进二三堂，床铺四五张，烟灯六七盏，八九十枝抢！
官风溃烂至此，国家机器就转不动了。河南有个姓文的知府，烟瘾比雷正绾还要重，居然长期不上班，关起门来当神仙。这类人如此之多，自然而然就结成了烟鬼同盟，互相打着掩护。初期，上面真被蒙在鼓里，等发现官场已经找不到洁身自好的人了，一切已经太晚：得罪一个就是得罪一万个，还不如装聋作哑，随他去了。
绥靖政策顺应了官心，大家真是如鱼得水，宫里演戏时发生的灯下黑丑闻，就是明证。慈禧的生活秘书李莲英也是个瘾君子，慈禧不可能不知道。八国联军进京，慈禧的亲弟弟、现代化神机营的司令桂祥，随老姐匆忙逃往西安，一时竟忘了鸦片这回事。有一天，他的一个同事开玩笑说，看来不吸也能过。桂祥的烟瘾一下子被勾了起来，当场休克倒地，醒不过来了，直到手下找来一个烟泡。这是慈禧亲眼所见。
当然，朝廷总能得到好消息，要多少有多少，但细心的英国人却有现场记载。缉私官员登上外轮之后，首先严肃地宣读国家禁烟法令，船长则谦恭地保证尊重帝国法律。公事毕，官员进入船长的卧室收取保护费，通常是走私额的2%。最后，官员还会带走三两箱鸦片，为的是向上请功，两头得利。总之国家越是禁烟，他们越是滋润。但是朝廷却一直想不通：奖金也发了，干部也提了，怎么进来的鸦片越来越多呢？
眼看局势失控，有人便献上一条颇具新意的对策：“师夷长技”，利用市场的力量解决问题，鼓励群众种大烟。“土烟”成本低，价格便宜，“洋烟”自然就完了。可是，官场诸君个个都嫌土烟不够档次，宁愿出高价也要消费洋烟。结果，洋烟的价格更高了，走私更厉害了，而土烟则砸在烟农手里。没办法，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，夷人的任何“长技”都会变成“短技”，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。
朝廷命官集体与朝廷对着干，大清的禁烟政策就完全破产了。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官员的巨额烟费统统转嫁到百姓身上。于是腐败无可救药，人民陷入绝对贫困化，官民关系坏到极点，野火遍地燃烧。
更可怕的是，鸦片摧毁了全民族的健康，包括精神的和肉体的。老百姓如此，各级官员享受的多，更是精神萎靡，弱不禁风，“东亚病夫”的绰号由此得之。
至于军队，林则徐有言在先：如果坐视不管，将来无兵可用了！今天再看晚清军政官员的老照片，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们的目光是那样暗淡，神情是那样呆滞，个个病恹恹的。也终于明白，为什么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常备军，在对外战争中没打过一次胜仗。
也曾有浪漫史家说，如果开初把区区几千英军放进来，打一场人民战争，事情不至于不可收拾。岂不知，官员吸食的不是鸦片，而是民众的血肉，为了避免两面受敌，朝廷根本不敢发动群众。
就在雷将军高价看戏之后的第14年，尽管中国是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10%的经济大国，尽管舰队吨位号称亚洲第一，大清海军却葬身黄海，这就是甲午海战。其实，这场惨败根本不算“战败”，而是未战先败、战不战一样败！“落后就要挨打”，而腐败必然落后，是我们必须汲取的教训。
同时，人是要有点精神的，国家也如此。与人的精神相比，GDP高低、武器优劣并不如想的那么关键。雷正绾在看戏后不久，就因每战必败而被开除公职，可见官员的作风问题和官场的风气问题，不但会导向腐败，还必然导致精神的垮塌。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，这都是最致命的。
“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，关系人心向背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”,总书记的论断必是有感而发，不能再重。今年恰逢甲午战争120周年，在触摸中国人心灵上最深伤口的时候，回想前些年，饕餮斗酒、奢侈享乐竟是不少党员干部的重要生活方式，兴味之浓不输雷大将军的烟瘾，风气之盛以至没有一点负罪感，不禁令人一身冷汗！
目前，党中央在严惩腐败的同时，正在对党风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大扫除，这是民族复兴的必要前奏。在党中央的重锤之下，“四风”在退场，正气在上升，忧患意识逐渐苏醒，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和政治生态正在形成，这是值得庆幸的。
19．吴江县令的从政环境
导语：没有天朗气清的从政环境，中国梦就会落空；没有每个人的自觉行动，再好的政治生涯也难持久。今天，一切崭新的气象都在发出清晰的提示：这一代的公务员建功立业的机遇、背景、环境、条件万事俱备，剩下的就是自己怎么做了。
一
康熙二十三年（公元1684年）腊月的一天，新任江苏巡抚汤斌通知吴江县令郭琇，马上到省城谈话。
自打来苏州就任，汤斌被上访群众弄得寝食难安，访民反映郭县令及其手下向农民乱摊派、向商家乱伸手。吴江一地的税赋抵得上中西部百十个县，群众生活本来不错，现在他这样瞎搞，是要逼老百姓造反吗？
汤斌绰号“豆腐汤”，全家常年靠青菜豆腐填肚子，对百姓心存敬畏。康熙帝临别时告诫他，把你外放江苏，因为那里是国家的钱袋子。汤斌决定抓这个反面典型。
贪官污吏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主儿，面对审查不是百般抵赖，就是赌咒发誓，于是汤斌就给郭琇来了个下马威：“根据群众举报，你廉政方面存在问题。希望你实话实说，不要表演。”
郭琇的回答出乎意料：“群众反映的都是事实，没一句假话。不过，我自己一文没花。”
汤斌问:“那钱呢？”
郭琇回答：“都进贡给余国柱余大人了！”
汤斌心中一惊。今年江苏一把手动了三回：年初，余国柱荣升大学士兼吏部尚书，王新命只干了几个月，就去当两江总督了，汤斌接的是王新命，感觉跟接替余国柱差不多。
郭琇继续交代：
“余大人在任4年，不停地向我要钱，不给就拍桌子。我小小县令年薪45两，拆房子卖地也不够。我先是到处借债，最后没人借了，只得昧着良心坑百姓。比如说赋税吧，应收一两的，我加征到三两、四两，余大人再不走，加到五两、六两也打不住。”
汤斌指着他的鼻子说：“你为了升官不顾百姓死活，理由还挺充分！”
郭琇差点哭出来：“我真不是为了升官，只求保住现在这个位子，能给老百姓做点事，心里好受点。我把握的尺度是既不能丢官，又不能激起*件，好累好累！”
郭琇虽然做了亏心事，但还算良心未泯；如果继续深究，必然牵涉到余国柱，而余国柱呢，又是当今一号权臣明珠的哥儿们，事情就复杂了。于是，汤斌问：“你口口声声‘百姓’、‘百姓’的，百姓却在骂你！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能让百姓不骂你吗？”
郭琇放下双臂，正色道：“只要您不是余国柱那样的领导，我不但要洗心革面，还能把吴江治理成模范县。”
汤斌说：“那好吧，你的事我暂时不上报。如果你言行不一，新账老账一起算！”
二
一回到单位，郭琇就把大小干部统统召集起来，领着大家一起大扫除。天还没黑，县衙已是焕然一新，多年的污垢一扫而空。
紧接着，郭琇把地方士绅请来开会，发表了他从政以来最简短的讲话：“各位父老乡亲，吴江老县衙没有了，新县衙起来了；以前的郭琇死了，新的郭琇活了！从今天起，我和我的手下再敢吃拿卡要，你们就去巡抚衙门上访！汤大人是有名的大清官，一定会为大家做主的。散会。”
郭琇卸掉了包袱，向着廉洁有为的目标大步前进。
一方面，他瞄准滋生贪腐的关键部位，禁私派、革火耗、清漕弊三箭齐发，同时严办仍不收手的“苍蝇蚊子”，很快刹住了侵害群众利益的歪风，全县一片叫好。
另一方面是尽心竭力保土安民。第二年秋雨连绵八十天，民房倒塌，庄稼绝收。郭琇以船为家，查看险情，指挥转移百姓，避免了更大损失。稍后，他提出停征一年田赋的建议，附了手绘的灾情图上报。朝廷直观地感受到灾情之严重，老百姓有了一点喘息机会。
第三年干部考核，郭琇获得“治行为江南最”的评语。汤斌以德才卓异为由，向皇上郑重推荐郭琇。郭琇进京，出任都察院江南道御史——负责江苏安徽的行政监察工作。
郭琇果然不负厚望，对腐败势力嫉恶如仇，频频亮剑。特别是冒死连奏三本，参掉了明珠、余国柱、高士奇等十多个无法无天的朝中重臣、皇帝宠臣，盘踞中央的“大老虎”几乎被一网打尽，人称“铁面御史”。
郭琇为康熙整饬吏治立了大功，短短三年间，康熙将他从七品御史，一口气提拔到正二品的都察院左都御史,领导全国的反贪工作。
“大老虎”的党羽对郭琇恨之入骨，纷纷拉弓搭箭。官场生态如此恶劣，郭琇正值盛年被迫回乡养老。此时的康熙政治手腕收放自如，看似支持贬斥，实际也是保护。
康熙要为万世开太平，郭琇这样的直臣不能老是晾着，既是工作需要，又有用人导向问题，所以他一直在等待时机。
三十八年（1699年），康熙南巡到达吴江，目睹老百姓集资为郭琇建的生祠，前来感恩致敬者络绎不绝。于是问大臣：“当年明朝有人为魏忠贤建生祠，目的当然是拍马屁，这儿给一个退休老干部建生祠为了什么？”
大臣们说，群众没必要拍谁，看来郭琇人才难得。
官场生态同过去大不一样了，思想自然容易统一。于是康熙果断拍板：任命郭琇为湖广总督，即刻上任！
在政治生涯的最后一站，花甲之年的郭琇拼老命想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，持续释放着炽烈的能量。特别是采取务实方法，有效缓解了汉苗之间的民族矛盾，为社会稳定和康乾盛世作出了特殊贡献。
当他在潮湿的南方身体终于支撑不住，三次提出辞职的时候，康熙帝三次慰留：我知道你干不动了，请给我点时间，等我找到能替你的人吧！
三
最近，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历史经验和科学精神，首次提出了“从政环境”和“政治生态”的重要命题，强调“加强党的建设，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，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。”以此观照郭琇的人生轨迹和官场沉浮，能使我们提高理解力，增强执行力。
明朝灭亡前六年，郭琇出生在山东即墨县农村。他呱呱坠地时正是大雨如注，即墨县令正好在他家屋檐下躲雨。郭琇的奶奶向客人报喜：“我来孙子了！”县令乐了：“县令站在这里迎候，这孩子将来肯定不止七品，要好好安邦爱民哦。”老太太很谦虚：“七品太大了，二品就行了。”
县令的一句玩笑和家庭对他的教育，是郭琇成长的第一个环境。全家省吃俭用供他读书，希望他将来做一个好官。他自己也不含糊，三年中，秀才、举人、进士连中三元，思想基础和文化功底相当扎实。
江苏两任巡抚余国柱、汤斌是郭琇从政后的直接环境。郭琇能到天下闻名的富庶大县工作，说明朝廷的器重，也是他实现梦想的良机。但是同样的一介纯洁书生，在余国柱手下走歪路激起了民愤，在汤斌手下却又努力上进，政绩斐然，可见领导干部是最重要的从政环境。
今天我们也常常看到，一个一身正气的领导干部，治下往往风清气正，即使发生问题，也是孤案。而“大老虎”总能带出一窝小虎崽，单位、身边、家庭都不能幸免。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，却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结果，正是“近朱者赤、近墨者黑”，什么土壤长什么苗。
郭琇所处的时代和整个官场生态，是他事业起伏的大背景、大环境。康熙时代的起点在清初，国家百废方兴、吏治泾渭不明，明朝官场遗留恶习每每借尸还魂。作为一代英主，康熙需要郭琇这样的干才；作为一个成熟务实的政治家，有时他不得不妥协绕道；作为有血有肉的人，康熙最终也烦得得过且过。
康熙执政长达一个甲子，郭琇的整个从政生涯都在康熙时代。自42岁当县令到65岁退休的23年间，郭琇满打满算工作14年，其余时间在家发呆，他的起起伏伏正与时代的特点暗合。每当官场邪不压正，郭琇就走背字；每当政治生态向好的时候，郭琇就逢凶化吉，一飞冲天。
岂止是郭琇！于成龙、汤斌、彭鹏、陈瑸、赵申乔、陈鹏年等等好干部，其从政曲线图与郭琇大体类似，郭琇只是优秀人才曲折人生的缩影。
末期，康熙终于从威风凛凛的雄狮，变成惰性十足的家猫。他的老同学、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举报一起严重的腐败案，康熙还没听完就连连摆手：算了算了，这点小钱别较真了。由此可以想见官场生态环境之现状和时代背景影响之巨；也能理解雍正上任之后，为什么要大开杀戒！公务人员身处何世，大概也有运气的成分吧。
事是人做的，人在政治中的作用自不待言，但制度规范等软环境也不能忽视。科学的制度设计是营造良好从政环境的好工具，再好的木匠，离开锯子也做不了一只板凳。
设想一下，假如清政府根本不能容忍民告官，或者巡抚大人为了个人前程故意捂盖子，下面的痛苦和愤怒就无法上达，郭县令就会越陷越深，社会矛盾就会越发尖锐。民间暗潮汹涌，衙门口却安安静静，绝不是什么好现象。如果当初也有个汤斌听听李自成的抱怨，调整一下政策，情况是否又会不同？
那时崇祯上吊刚40年，可谓殷鉴不远。清人深知从来没有铁打的江山，早就在悄悄研究前朝教训。其立国之初确立的基本政治制度，个个具有针对性，缜密的申诉制度是其中之一。
根据瞿同祖先生的研究，清廷落实申诉制度的态度非常坚决，从中央到地方概莫能外。比如，州县政府每月有9个法定接待日，一把手要从早上五六点钟开始，亲自接待来访群众，白天听不完就加夜班。如果群众反映的问题当场解决不了，至迟要在20日内办结。就这一点点纠错机制和群众监督，不但救了郭琇，帮了吴江民众，还化解了社会危机。
当然，郭琇本人也是政治生态的组成部分，而且最重要，因为内因是变化的根子。掩饰主观能动性的根本作用，把一切归咎于外因，实际上是在推卸责任。对此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这样阐释的：“环境影响人的成长，但它并不排斥意志的自由表现”。如果郭琇本人脑子清醒，顶住余国柱最多丢官，何至于声名狼藉？如果县令自己作风过硬，手下怎敢祸害乡里？小民自古怕事，何苦到巡抚衙门惹是生非？
一边抱怨环境差，一边乱扔垃圾；一边向往青山绿水，一边排放污水浊气；问题都是别人的，自己总是无辜的，生态环境永远好不起来。政治生态也如此，领导是环境，他人是环境，时代是环境，制度建设是环境，自己更是环境。假如每一个郭琇都是亮闪闪的“朱”，哪里还有“墨”的地盘！
四
郭琇的背影早已淡去。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，中华民族进入了全面复兴的崭新时代，加强政治生态建设更凸显紧迫。党中央遵循历史规律和人民意愿，以精卫填海的宏大气概，在中华大地创造了许许多多的“前所未有”，特别是在反腐倡廉和党的作风建设方面：打“老虎”拍“苍蝇”的力度前所未有；抓细节反“四风”的力度前所未有；推行群众路线的力度前所未有；落实“两个责任”的力度前所未有；群众监督的途径之广、热情之高前所未有……就连最挑剔的网民都纷纷点赞，熟悉互联网生态的人们都知道，这也是前所未有的。
于是，长期积攒的腐败库存挨个结账了，腐败的增量同比直线下降了，纪律制度法律规范算数了，惹群众骂娘的陈规陋习不敢见人了，干群开始相向而行，党的威信随之飙升。总之，过去以为神仙也没招的许多政治现象，仿佛在一夜之间发生了逆转，那些安之若素、习以为常的人们揉揉眼睛，纷纷醒来。
没有天朗气清的从政环境，中国梦就会落空；没有每个人的自觉行动，再好的政治生态也难以持久。今天，一切崭新的气象都在发出清晰的提示：这一代公务人员建功立业的机遇、背景、环境、条件万事俱备，剩下的就是自己怎么做了。
1979年，清华大学化工系七二班同学提出了“从我做起，从现在做起”的响亮口号，在改革开放之初产生了巨大反响。当前，面对百年不遇的历史机缘和厚重的政治责任，低头反求诸己，抬头身体力行，应是广大公务人员的唯一选择。
20．御史的冤屈
导语：改革跟反腐都要趁早。不从根子上改革除弊，腐败就会按下葫芦浮起瓢；不严惩寄生在腐政里的蛀虫，改革就推不动。明朝拖了200多年的事，清朝立马就办。
一
野史说，大明的监察御史毛羽健，因为闹了点生活作风问题，捅了天大的娄子，甚至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。
这件糗事发生的时候，离李自成进京只剩16年。此时，崇祯从他的哥哥、著名的木匠熹宗手中接过烂摊子刚半年。毛羽健在前朝就是监察御史，因弹劾奸臣被撤了职。崇祯正需要这样的干部，让毛羽健官复原职。
本应抓住机遇认真工作，但毛羽健有更重要的事做。
原来，他的太太脾气火爆，一不高兴就摔盘子打碗，还常到单位撒泼耍赖。毛羽健内心非常压抑，暗暗动了纳妾的念头。
在当时，纳妾是成功男士社会地位的象征。御史虽是小小七品，地位却很特殊。向下，可以自己做主处理地方官，大问题直接报告皇上。向上，有权以小制大，查办朝中大腕。而且，御史的政治前途特别好，只要外放，出任四品知府都不算提拔。
因此，纳个妾对毛御史来说，本是小事一桩，何况也不是没有相好的。无奈就是不敢开口。
毛羽健最终决定调虎离山，建议太太衣锦还乡一把。
太太多么聪明，她要看牢这个香饽饽，万一有啥情况呢？于是毛羽健又添上一句：
“你忘了吗，我是专管地方官的，我老婆千里还乡，下面能不认真接待吗？”
这句话很给力，第二天，太太就直奔湖北公安县老家去了。
太太刚上路，毛羽健就动员小情人住到家里来。等太太风光够了回京，生米早已做成熟饭，这个妾不纳也得纳。
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，外加银子表忠心，总算打动了姑奶奶。毛羽健心情好极了，请了三天假来陪新人。
第四天早上，毛羽健正要起床去上班，突然轰的一声，房门开了——竟然是太太大人！
母夜叉先把小妖精揍得鼻青脸肿，又以手指地，喝道：“跪下！”堂堂御史跪了整整一天一夜。
毛羽健死活想不通，她怎么会那么快到京？难道会飞？太太有一天心情好，得意洋洋地揭开了谜底：
“驿站！六百里加急！懂吗？”
天哪，她竟敢动用国家最重要的基础设施，仅仅为了吃醋！
晚上，失去理智的毛御史奋笔疾书，给皇上写了个可行性报告，建议裁撤驿站，越多越好！
崇祯帝大为赞赏，当即指示把全国的驿站裁掉三分之一，遣散富余人员。省下来的60多万两银子，正好救军费之急。
崇祯不会算命，他无论如何想不到，陕西米脂县银川驿站那群下岗职工中，有个不起眼的23岁青年，名叫李自成。
二
毛羽健上书裁撤驿站，确有此事。史载，在大明生死存亡关头，毛羽健毅然站了出来。崇祯采纳了他的建议，稍许缓解了驿站积累的问题。
但有心人却编排了一个有鼻子有眼的故事，把造成明朝灭亡的黑锅直接扣到毛羽健头上，可见他动了多少人的奶酪！
实际上，明朝的驿站问题早该下手解决了。
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、地貌复杂、人口众多的大国，如果没有一个办法把首都与全国各地联系起来，中央的统治一天也不能维持，2000多年的大一统局面根本无法形成。聪明的古人发明了水陆驿站，从战国到民国初年，绵延不废。
驿站几十公里设一个，职能是传递重要信息、运送军政人员，是今天机要通信、政府接待宾馆、民航铁路高速路的合一。作为帝国的生命中枢，它不以盈利为目的，是个大把烧钱的单位。
历代对驿站的管理都很严格，基本规矩都一样：非执行公务不得使用、滥用驿站，违者一律严惩。唐玄宗动用驿站为杨贵妃送荔枝的事情，极其罕见。
明朝的法纪也是越往后越松弛。起初，朱元璋的老乡、开国大将唐胜宗，利用职权违规使用了驿站，朱元璋毫不犹疑地革去其侯爵身份，降级使用；吉安侯因私外出，找关系借用了驿站车马，以为领导不知道，结果被通报批评。
明朝晚期，皇帝普遍不热爱本职工作，有的好几十年不上班，有的天天和女朋友们泡在一起，崇祯的前任则专心打家具。这么大的家没人管，法纪越发混乱，驿站成了腐败重灾区，“老虎”、“苍蝇”过得很滋润。
一是制度设计本身就有问题，为腐败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。驿站作为国家事业单位，巨大的经费却来自老百姓。买马、喂马、给马看病，以及各项服务苦役，都是老百姓的事，马累死了病死了自己掏钱补。
这还不算，驿站的现金支出也摊派到老百姓头上，巧立名目乱摊派则更多。老百姓无论如何拼命种田，最后都会倾家荡产，家破人亡。这种实际上的奴隶制，导致了明火执仗、无休无止的*败，也使得官民矛盾没有调和的余地。
驿站恰如一座活火山，大明就坐在火山口上。
二是越来越没规矩，驿站成了公费旅游的工具、财政支出的大漏斗。正如毛羽健在他的报告中所说：按规定，介绍信由兵部签发，完成任务后应该按时交回。但是现在却是有去无回，正经出差的反而要等待。介绍信用水洗一洗，填上下一个人的名字，如此循环使用。驿站干部也不细看，因为他自己也经常讨便宜。
自己公费旅游也就算了，连干部的家属和亲友也跟着沾光，甚至搞违法行为。毛羽健太太即使真的公车私用了，也很正常。四川有个领导去世，他的弟弟使用驿递送遗体回乡，其实棺材里装的是他哥哥搜刮的金银珠宝。
明王朝此时已是寅吃卯粮，哪里经得住这样造！
三是来来往往的各色蛀虫，个个要求提高接待标准，伸手要钱要物。如果你不愿意，他们就虐待马匹至死，或者说行李被偷了，逼得驿工花钱消灾。毛羽健在奏折中说“差役之威如虎，小民之命如丝”，一点没夸张。
但是驿站领导对此视而不见，驿站不但是摇钱树，还是结识贵人的最佳平台。他们喜欢做的是以工作需要为由，不断增加摊派数量，或者向中央要财政补贴。
那李自成这些人为什么不辞职呢？大饥荒之年，驿站职工有个诱人的“福利”：吃客人的剩饭！
四是根本没有人站出来说话。肩负保土安民职责的地方官本该出面干预，至少也要向朝廷反映情况吧？克扣经费是他们的拿手好戏，乐得维持现状。个别正直的则求自保，哪敢得罪大家。海瑞是明代最有名的清官，还批评过前来视察的上级领导，后来也变“成熟”了。
在这件事上，海瑞最大的贡献是留下几句大实话，描绘了地方官的真实心态：客人嘴大，稍不如意，麻烦就会没完没了，老百姓不高兴又能怎样？反正钱不是我出的，“取之百姓之身为之也”！
其实许多官员也明白，真到了老百姓有苦没处说、国家积重难返的境地，就来不及了。早在驿站弊端还不显著的开国之初，监察御史方孝孺就提出了相关意见。
在毛羽健提出建议的20多年前，张居正的改革也曾给人们带来过希望。
张居正深知，不从根子上革除弊政，腐败就会按下葫芦浮起瓢；不严惩寄生在弊政里的蛀虫，改革就寸步难行。而且，改革和反腐都要趁早。他试图推行驿站官办，农民除交税外，其余包袱统统甩掉。
然而，新政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拼命抵制，张居正像毛羽健一样受到恶毒攻击。再加上后来他自己的屁股也确实不干净，不久一切基本如旧。
从方孝孺到毛羽健，200多年就这样混过去了。到毛御史写报告的时候，无论是改革弊政还是惩治贪官，时机都已失去。
此时的明王朝，内外交困，财源枯竭，所有官员只为腐败忙活。满人虎视眈眈，逼近山海关。全国性的大饥荒到了出门就会被吃掉的地步。陕西土地贫瘠，饥荒最重，人们不是易子而食，而是直接吃亲人的尸体。
朝廷认为外敌威胁最大，不但不愿赈灾救命，反而加征战争税。于是陕西农民起义最多，规模较大的就有高迎祥、张献忠、罗汝才、马守应等，小股的不可胜数。陕西驿站也是全国最多，太迟的改革不但引起了贪官污吏的愤怒，还将许多下岗职工推入绝境，扩大了农民军的兵源。
也就是说，在东西夹击、天灾人祸之下，腐败不堪的明王朝具备了垮台的一切条件，不是亡于陕西的农民军，就是亡于东北的满清，迟一天早一天而已。
至于不是别人、而是驿站的老职工李自成攻入了北京，完全是机缘巧合，跟毛羽健没有一毛关系。“灭六国者六国也，非秦也；族秦者秦也，非天下也”！
三
明朝拖了两百多年的事，清朝立马就办。
崇祯帝上吊半年后，甲申年的十月初十，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在北京登基。当天，第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召开，当场通过了一个划时代的政治决定：立即解决驿站问题！
一是改民办为官办，老百姓由承担一切，变为依法缴纳驿税。喂养马匹、提供粮草和人力服务事宜，政府拿钱来买。
二是政府收税之后，不能再向百姓摊派费用；经费不足的，由中央政府拨付。
三是对抵制改革、继续从中渔利的，一律严惩不贷。
新朝刚开张就做出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。4个月前，李自成临走时烧毁了崇祯的办公室，由于没钱修整，顺治的登基大典和这次会议，都是挤在一个小房子里进行的。全国尚未统一，各地反清复明活动方兴未艾，军费支出巨大，财政状况朝不保夕，却主动把钱袋子扔了，这日子还过不过？
清廷算的是政治账。通过长期研究明朝的政治得失，他们发现，不人道的驿站制度对底层伤害太深，是明末内乱不止的重要原因。如果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，老百姓会认为两家是一路货。何况作为少数民族政权，想在汉人的海洋中立足，本来就没什么优势。
新政堵住了害人的无底洞，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。终于有时间种地了，能给孩子盖房子娶媳妇了，无数家庭欢呼雀跃。据《清会典事例》记载，基层干部收购粮草的时候，有时会压价讨点便宜，老百姓却笑眯眯的，因为最要命的负担没有了。
为了体现坚定的政治决心，清政府以铁腕保障改革。直隶肃宁县令阳奉阴违，继续乱摊派，谎称是有钱人看到驿站经费困难，主动捐献的。县令和失职渎职的直隶总督、保定巡抚一起坐牢。
从那次会议开始，一直到康熙前期，清政府改革、反腐两手抓，常抓不懈20年，基本解决了困扰明朝的一大祸害，再也没有反弹。清朝入关后迅速获得人民支持，还做到了长期执政，连退场也比崇祯体面，决不是偶然的。
21．苏联帝国的背影
导语：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源自苏联模式，或者叫“斯大林模式”，其本质就是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，完全没有变革意识。
2014年11月9日，苏联第一位、也是最后一位总统戈尔巴乔夫飞到柏林，与当初的冷战对手共同纪念柏林墙垮塌25周年。这个日子确实值得纪念，因为它是冷战终结的标志。1991年12月25日，苏联像柏林墙一样垮塌，只是在死者的棺木上砸下钉子而已。
绵延40多年的冷战就像一部恐怖片，苏联和美国拿着上膛的手枪顶着对方的额头。一旦枪响，不仅仅是两败俱伤，毁灭的是整个世界：到上世纪70年代，两国的核武器足以摧毁地球几十次！然而无论是神通广大的中情局、还是神乎其神的占星家，谁也没有料到，冷战的结局竟是对手猝死。
看过惊心动魄的恐怖片后，人们热衷于回味故事情节，研究结局何以至此、是否有其他可能。冷战结束后，西方国际政治学者的论述汗牛充栋，并且占据上风，弗朗西斯·福山洋洋自得地提出了“历史终结论”，粉丝遍布全球。缺陷是，他们都是从赢家的角度来探讨问题，很难反映全豹。这样，《失败的帝国：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》这部巨著便让人眼前一亮。
作者弗拉季斯拉夫·祖博克是个土生土长的苏联人，莫斯科大学毕业，苏联解体后到西方从事教学研究工作。他以亲身经历和老苏联的解密文件做基础，按照时间顺序，梳理了斯大林、赫鲁晓夫、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对美国和北约关系的决策过程，生动描绘了另一个主角不可思议的疯狂与怯懦、好斗与妥协、进攻与缴械，打破了冷战研究中只有一面之词的现状，值得认真对待。
不过，如果读者阅读这部书仅仅是想了解冷战史，作者一定会感到失望。作为一个国际关系史专家，他主要记录了“什么”，而“为什么”则巧妙地隐藏在背后。外交是内政的延续，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源自苏联模式，或者叫“斯大林模式”，其本质就是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，完全没有变革意识。
由于没有变革意识，在经济上，苏联拒绝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——市场经济，弄得人民食不果腹，国力不可能持续。在政治上，苏共缺乏保持优良作风的自觉，毫无顾忌地背叛立党宗旨，腐败和特权横行，人民怨声载道，貌似强大的国家根基松软。在文化宣传上，实行封闭和欺骗政策，而随着国际交往和信息量的递增，物质匮乏、精神单一的青年一代，突然发现了西方世界的另一面，他们误以为，西方是真正的人间天堂，一点毛病也没有；西方的文学艺术是人类文明的精华。甚至好莱坞一部粗鄙的搞笑片，都能让苏联青年如痴如醉，以托尔斯泰、高尔基为代表的本国优秀文化成了一堆垃圾。当这一代作者所谓的“六十年代人”长大成人后，苏联的掘墓人队伍就齐备了。
与此相适应，苏联的外交目标不是为提升人民福祉创造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，而是将沙皇的扩张传统，用意识形态的彩纸加以包装，用地缘政治手段发扬光大。随着苏联兴致勃勃地从东欧扩张到整个第三世界，自身的包袱越背越重。结果，枪里没子弹了。
所以，苏联输掉冷战，不是战略问题，不是战术问题，而是思想僵化的必然结果：冷战玩不下去了，苏联就混不下去了；苏联结束了，冷战便落幕了。
严肃的作者加上思考的读者，等于一部作品的价值。《失败的帝国：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》暗示我们，过去的“老大哥”最终无可挽回地成为历史，而中国却扶摇直上，自有其必然的逻辑。因此，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”绝不是什么套话；在“举什么旗、走什么路”的问题上，来不得半点含糊。
22．张之洞借钱
导语：官和商成为连体婴儿，既导致官场腐败和政权变异，也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。让权力从市场走开，由市场自行配置资源，上帝的归上帝，凯撒的归凯撒，这是铲除官场腐败、保证政治治安的治本之策，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就能理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《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》的意义，也能领会“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”的智慧。
一
“一分钱憋倒英雄汉”，张之洞对此深有体会。他急需一大笔钱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借到，为此苦恼不已。
张之洞打小聪慧异常，他爹是贵州的一个知府，但是大家都说小张将来肯定超过老张。果然，小张26岁名列殿试第一，当即被分配到翰林院工作。
翰林院是个典型的清水衙门、清闲单位，但年轻的张之洞照样干得热火朝天。他认为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，一定有机会实现修齐治平的宏伟理想。曾国藩老前辈当年殿试只是第四十二名，他能成功，我反而不能？而且，要不是两次遇到堂兄张之万任考官，按规定家人必须回避，自己得功名还要早呢。
刚踏上工作岗位那阵子，张之洞苦思冥想写了不少工作建议，上报之前总要先请堂兄把关，也期盼他说个“好”。张之万是过来之人，给老弟泼了一盆冷水：文章确实有见地，不是一般人能写的。但是呢，要想实现远大抱负，必须出任封疆大吏，小京官作为有限。
这盆冷水对张之洞一生影响很大，但没有浇灭他的工作积极性。谁知一晃小20年过去了，当年的热血青年已是华发渐生，工作范围始终没出文教部门，总是在翰林院、考官、学政、国子监的岗位晃来晃去。
时间已到十九世纪80年代。两次鸦片战争之后，大清强敌环伺，民不聊生，国运日坠，上下束手无策，迫切需要经国之才。近期朝廷正在酝酿调整干部，正巧，张之洞就国防和外交政策发表的系统意见，第一次引起朝野瞩目，据说慈禧看了以后，先是惊讶，后是连连点头。
看起来主客观条件都已具备，但张之洞早已不是愤青，他知道孔方兄不能不出场，必须求山西票号了。
经朋友牵线，张之洞来到位于前门的平遥会馆，与著名的日升昌票号的老板见面。
日升昌老板：打算借多少？
张之洞：10万两行吗？
日升昌老板：急不急？
张之洞：不急就不来找你了。
日升昌老板：我先看看够不够，3天后回话。
日升昌是山西、也是全国最早的一家票号，是中国现代银行业的“乡下爷爷”。它实力雄厚，信用度高，分号遍及全国各地。10万两相当于今天的2000余万人民币，但在日升昌不是什么大事。老板用了缓兵之计，他有事要做。
在北京营业的山西票号都有一个名册，有投资价值的各级官员情况都在上面，只要名字在册，张口就到账。名字不在册的官员如果借钱，票号就要启动客户调查程序，根据调查结果再做决定。
日升昌老板翻了翻小册子，根本没有张之洞的影子。这个后来的晚清四大名臣之一、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辉煌地位的大政治家，当时完全不为人知。
原来，这个姓张的没有任何背景，也看不出有什么政治前途。虽然时作惊人之语，但只是个小小从四品，还是刚提的。岗位职责是为上面讲话发文件找点资料，人家用不用还两说。父子两代做官几十年，老家没添半亩田。总之，如果贷款给这哥们儿，等于拿银子打水漂玩。
于是，日升昌委婉地拒绝了张之洞。
第二天，绝望中的张之洞收到了一封请柬，协同庆票号老板请他赴宴。
二
协同庆的规模和实力比不了日升昌，一下子很难拿出10万两巨款。但它能在京城站住脚，自有道理。因为大客户早被大票号瓜分，它就锁定小客户，用低低的成本、浓浓的人文关怀，做了生意，赚了感情。
日升昌拒绝张之洞话音未落，协同庆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。
在协同庆的花名册上，张之洞在有抱负有潜力缺机会的小官一栏。根据内部消息，最近张之洞行情陡然看涨，不排除是一匹黑马。他的问题在于自视甚高，人脉枯薄，动手又太晚，每个环节都可能有阻滞，所以资金很关键。
他身陷如此困境，在他身上投资，他一定不会忘记。他的工资仅能糊口，家里还养了十几只猫，而养宠物的人一般都重情重义。这单生意的风险是，不能确定馅饼一定砸到他的头上，也就是说，存在血本无归的可能性，这是协同庆无法承受的。
董事会经过一夜磋商，最终做出了一个完美方案。
席间，协同庆老板劝酒夹菜，谦恭有加，好像没有别的事。张之洞满腹狐疑，好几回想咨询一下贷款的事，人家总是笑笑说，这是小事，喝酒喝酒。等到酒足饭饱，协同庆老板正色道：
“您的文章韬略人品举世景仰，我们早就想结识您了。您时运不济，憋屈多年，大家都为您鸣不平。国家都这样了，人才该出头了。需要我们搭把手的话，您尽管吩咐。”
张之洞第一次受人如此尊崇和理解，不禁热泪盈盈：
“数字太大了，恐怕你们也为难。”
协同庆老板问：
“30万两够吗？”
张之洞大惊：“10万两足够了！”
老板又问：
“是一次性送给一个人吗？”
张之洞说：“当然不是，需要打点不少人呢。”
老板于是出了个主意：
“您这么大官，弄一堆银子回家目标太大，也不安全，不如每次用多少过来拿多少，一直到起效果为止。”
协同庆刚为张之洞支付到3万两，馅饼突然像雨点一样砸向张之洞，也砸向协同庆！
1881年（光绪七年）7月，慈禧作出了一个清史上罕见的决定：张之洞由翰林院侍讲学士，直升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，一夜之间连跨四级！年底，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。次年到任不久，又不断转任其他重要岗位。又过两年，张之洞荣升两广总督。
张之洞终于实现了封疆梦想，开始在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，同时他也不忘老朋友。一到广州总督署，他就开始招商引资，让协同庆票号垄断了两广的金融业；辖区内所有上缴中央财粮税款事务，统由协同庆代理。短短几年，协同庆轻松赚进百万，势头直逼日升昌。日升昌则因为看走一回眼，肠子都悔青了。
三
张之洞与协同庆的成功合作，是封建社会官商关系的缩影。
明清两代，晋商掌控全国商业、金融业达五百年之久，天下富人十之六七是晋商，其成功的秘密就在与官场的关系。晋商明着是做生意，功夫却在生意之外。
晋商的第一桶金是朱元璋给的。当时为了防范残元政权，必须加强边防，但是后勤工作跟不上。因为山西与蒙古地区是邻居，朱元璋就与山西商人做了一个交易，只要他们肯给边防军供应粮食，就能拿到食盐的特许经营权。晋商的腰包迅速鼓了起来，接着便杀向了全国。
清朝入关之前，同样面临军事物资短缺问题。晋商哪管什么社会责任，忙着走私，两边游走大发其财，作用相当于清军后勤部长。因此顺治皇帝一到北京，就隆重宴请了8位晋商代表，并将他们列编于内务府，由私企转为国企，特权多多。
当市场经济迅猛发展，客观上呼唤金融资本的时候，晋商的商业分号因为早就遍及全国，便摇身变作网点密布的票号，也就是现代银行性质的金融企业，西方人则干脆把票号叫做Shanxi Bank!
票号的鼎盛期在1900年到1910年，当时全国总共51家票号，有43家是晋商的，动力还是官场。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，慈禧狼狈西逃，一路食不果腹的情形，到了山西才改变。晋商准确地预测到政局的发展走向，就像协同庆对待张之洞一样，接风洗尘，热情有加，临走还奉上20万两零花钱。
慈禧大悦，辛丑条约签订后，连本带息约十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通过晋商票号走账，晋商大发了一回国难财。
晋商根在山西，枝繁叶茂在权力最集中的地方。在北京，山西票号和各家会馆的工作重点，是通过无所不至的一条龙服务，培养、结交和套牢权贵。
当各地读书人进京赶考的时候，他们就在贫困而聪慧的考生身上押宝，为他们提供食宿，送点小钱。当考生金榜题名，运作补缺上岗时，他们及时提供贷款。新官要上任了，张之洞那些小官要升大官了，官场上遇到坎儿了，打官司了，无不需要山西票号做中介、出经费。总之，一个个外表光鲜的朝廷命官，始终像牛一样被牵着鼻子走，晋商成了官场腐败的发动机。
所以说，晋商离不开官场只是问题的一面，官场同样离不开晋商。官商共生共荣的结果是孽生各种帮派，对封建政权构成致命威胁。到了晚清，晋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各级官员，甚至能左右政府决策。由于双方关系如胶似漆难分难解，自然形成了具有黑社会性质的“第二政权”、“影子政府”。这对朝廷是真正的噩梦，因为在不知不觉间，政权合法性流失殆尽，权力转移。
其实晋商也是受害者，不但活得没有尊严，更要命的是，人家能让你发财，也能让你破财。所以晋商钱再多，也只能拼命置地盖房子，满足于当胡吃海塞的土财主，根本不敢扩大再生产。今天我们到了山西，还能看到不少这个大院、那个大院，原因就在这里。
结论是，如果官和商变成连体婴儿，既会导致官场腐败和政权变异，也阻碍经济社会发展。让权力从市场走开，由市场自行配置资源，上帝的归上帝、凯撒的归凯撒，是铲除官场腐败、保证政治安定的治本之策，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。明白这个道理，就能领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的意义，也能理解“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”的智慧。
23．布贩子买官
导语：“清水衙门水不清”，无非说明腐败的普遍性，而公然卖官鬻爵，则像一把尺子，标示着腐败的深度。
卖官鬻爵得到的是蝇头小利，失去的是贵重的人心；得到的是几片安慰剂，失去的是整个政权的合法性。——还有比这更亏的买卖吗？
中国古代有一种特殊产业叫做卖官鬻爵，它与两千年专制制度相伴生，早在秦朝就萌芽了，到清代更像罂粟花一样开得妖艳夺目。描述这种生意的“段子”也不绝于史，让人笑掉大牙。谁说咱没有商品经济意识？谁说中国人缺乏幽默感？
一
武则天有个男朋友叫张昌宗，张昌宗有个弟弟叫张昌仪，张昌仪利用哥哥的特殊影响力，干起了卖官的生意。有个姓薛的后备干部长期不能上岗，托人给张昌仪送上了50两黄金、一份简历，张昌仪让吏部尚书抓紧落实。
吏部尚书收到的条子比较多，临上会却找不到那份简历。张昌仪生意很繁忙，只记得那人姓薛，把人家名字给忘了。好在他应变能力强，临时想出个补救措施：这不难，看到姓薛的就画圈吧！结果在这次得到妥善安置的干部中，姓薛的有60多人。
如果卖家不像张昌仪那样讲“诚信”，买主只能自认倒霉。
清代江苏松江县有个姓赵的布贩子，花钱捐了个六品通判，相当于主管财税工作的常务副市长，是个肥缺。上任之前皇上照例亲自谈话，亲切地夸奖他：卖布可是个赚钱的好职业，你能舍弃个人利益为国服务，值得肯定。老赵实话实说：在商言商，卖布收入确实不错，但做官赚钱更多，而且更容易。皇上一听非常生气：原来你是来做买卖的！回家卖布去吧！
这老赵很有个性，当场跑到吏部讨个说法：“哪有这样做买卖的呀？东西不卖可以，但必须退钱！”吏部哪管这一套，赏他五十个嘴巴、一百大板了事。
当然，也不是所有买主都像这两位那样阔绰，有人不得已搞起了股份制。
清朝有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的民谚。绍兴的蒋渊如羡慕不已，但苦于资金有限，就鼓动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合伙集资买官。根据股份多寡，蒋渊如出任县令，其他人分别负责账房、税收、公安等重要工作。哥几个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年利润高达20多万两。
由于群众反映过于强烈，这几个家伙没通过干部考核，统统被开除公职。但是他们却一点不惭愧，喜滋滋地衣锦还乡了。
相比之下，汉灵帝服务意识真是强，商业运作更人性化。为了吸引和方便客户，他让政府出资搞了个商业一条街，其中包括一个官帽子专卖店。官职挂牌出售，明码标价，买官就像点菜一样简单。灵帝还提前一千多年运行现代企业制度：实行招投标，出价最高者胜出；实际成交价格随买家的财务状况上下浮动；如果客户心仪某个商品，一时钱不够不要紧，可以打个白条，分期付款。
按照灵帝的干部政策，就连许多清官能吏也得交足了钱，才有机会升迁。崔烈在地方和中央多个岗位锻炼过，廉洁有能，政绩斐然，但总是平调。在商业一条街上转悠了小半年，老崔最终不得不痛下决心，东拉西借了500万钱，买了个司徒的高位。
举行任命仪式那天，看到崔烈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，灵帝后悔了，嘴里咕咕哝哝：“这位子至少值1000万呀，便宜这小子了！”秘书赶紧劝阻：“亏就亏点吧，成交了再变卦，以后帽子可就砸手里了。”灵帝一听有理，忍住了。
崔烈上任后心里不大踏实，问儿子社会上有什么反应。儿子回答，群众都嘲笑官场铜臭气太重。据说，这就是“铜臭气”的由来。
汉灵帝是史上最爱玩、玩得最出格的皇帝，买卖所得统统用于娱乐消费，江山都是人家的，谁也没话说。但是臣属卖官就相当于走私，而且收益多了比较惹眼，容易出事，这可咋办？
湖广总督官文有办法：洗钱。
在晚清，官文以工作能力差著称，如果秘书不在身边，他一件事也处理不了，但却是个商业奇才。调回京城前，他发现卖官所得多到没法运输，于是一口气在武昌开了9家当铺，这才放心上路。4年后官文病故，得到的谥号竟是“文恭”：水平高，作风正！
千万不要以为有权有势才能卖官。任何产品只要有了广大的市场，很快就会形成产业链，所以只要肯动脑筋，商机无处不在。清朝卖官鬻爵集各代之大成，上上下下都参与到了这桩商业活动中，搞得热火朝天。翰林院本是清水衙门，都敏锐地发现了机会。
大清有一条干部政策，各地进京跑官买官人士，必须先拿到中央六部出具的介绍信，证明此人安分守己，文化水平胜任行政工作。但是外地人人生地不熟，谁有本事把6个大章都盖全？这样就需要一个人脉广泛、能写会跑的社会中介，把两头的利益兼顾起来，最合适的当然是翰林。
来自天下18省的翰林经过认真讨论，在六部周边租了房子，陆续筹建了18家中介公司，承揽为老乡写介绍信、跑部盖章业务。为了不影响本职工作，大家轮流值班。收费自然不低，一份盖完章的介绍信，价格比买个县令还贵，但生意好得不得了，垄断行业嘛。刨去成本，利润由翰林院和六部有关人员合理分成。因为是三赢局面，所以这项业务颇具可持续性。
“清水衙门不清”，无非说明腐败的普遍性。而公然卖官鬻爵，则像一把尺子，标示着腐败的深度。
二
对于一个正常社会来说，官位绝对不能进入市场。
第一，买官卖官是各种官场腐败病的病根子。
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，此言不虚。中国各封建王朝，尽管在没有买官卖官的时期，腐败也不可避免，但总还时有时无、时重时轻。一旦开始买官卖官，腐败就变成了常态，并且愈演愈烈，很难治理。这是因为，正途官员即使腐败，也有个过程，而买官者一开始就动机不纯，是冲着赢利来的，你让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，无异于让猫不吃腥，让蚊子不叮人。
就说卖布的老赵吧，人家是花了本钱的，将本求利，多多益善，这就是生意。朝廷既然主动打开了潘多拉盒子，就应该有承担后果的思想准备。人家老赵只不过说话直一点，皇上居然不高兴，只能说是自欺欺人。道光皇帝虽然也卖官，但心里很明白，不止一次对人说：我对那些花钱买来的官顶不放心。
第二，以金钱做官员准入标准，好比用稻草支撑大厦。
中国各封建王朝在争夺政权过程中，干部标准容易掌握，那就是谁会打仗谁上，否则就是找死。自隋代之后，历朝历代无不以科举取士。科举取士弊端也很明显，但好处是标准客观、唯一，总体上是分数说了算。
买官卖官的要害在于，把相对科学公正的标准换了，让干部质量没了保障。无论阿猫阿狗，谁有钱谁上，德才兼备的人才遭到逆淘汰。干部素质低下加上无休止地鱼肉百姓，不但管理不好中国这样大的国家，还激化社会矛盾，影响社会稳定。
对此，晚清思想家冯桂芬有生动描述：近年来流行买官卖官，吏治就变坏了。吏治一变坏，就经常出事。一出事就要花钱摆平，财政就吃紧。财政吃紧又得加大卖官力度，国家能不乱吗？
第三，卖官鬻爵是最愚蠢的买卖。
史上第一个吃螃蟹的秦始皇，清朝第一个卖官的康熙，都是为了筹集粮草扩军打仗，属于临时性财政措施。当卖官鬻爵变成财政收入的稳定来源，这个政权就进入倒计时了。
汉灵帝的企业做得那样红火，很快就迎来了黄巾起义和东汉的灭亡。据诸葛亮回忆，后来刘备一想起这事就“叹息痛恨”。晚清嘉道之后，卖官鬻爵越来越凶，结果大清直线向悬崖下栽，老百姓在边上冷漠围观，就是不伸手。
朝廷一边收着银子满足私欲，一边制造着无德无能如狼似虎的官僚队伍，一直为这桩烂生意买单的却是无辜百姓，怎么会长久呢？所以，卖官鬻爵得到的是蝇头小利，失去的是最贵重的人心；得到的是几片安慰剂，失去的是整个政权的合法性——还有比这更亏的买卖吗？
值得注意的是，两千年来，老百姓对腐败现象无不切齿痛恨，为什么唯独对最严重的买官卖官腐败，无论在史书上还是故事里，都是笑着来谈论呢？
这是带泪的笑。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竟然变成了黑色幽默，除了表明现实是何等的荒诞，更昭示着人们对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，自古以来便充满了渴求和期待。如今，我们党正以“壮士断腕”的决心和史所未见的力度，为终结腐败、开创历史而奋斗，就是对人民夙愿的清晰回应。
24．晚清的两个奇官
导语：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贪官懒官，但是这艘老旧大船能够持续往前行进。吴大澂这样的名族脊梁是最重要的支撑。
让成琦这样的沙子淘汰出局，让吴大澂这样的金子闪闪发光，营造优胜劣汰的从政环境，培育良性循环的政治生态，是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前提条件。
乱世出英雄，也出奇官。历史发展到晚清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会发生，什么不可思议的人都有，直叫人叹为观止。
一
二品大员成琦就是一位奇官，奇到了毫无底线的境界。
1860年冬天，乘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危，沙俄装扮成调停人，推推搡搡逼迫清政府签署了《中俄北京条约》，像切西瓜一样切走了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，相当于今天黑龙江全省的面积，并且还利用条约的模糊性，给下一步蚕食打下了伏笔。
珲春原来出门就是日本海，现在却失去了出海口，吉林由沿海地区，一下子变成了看得见海的内陆省；本来中俄在珲春图们江一带并不接壤，现在却有了共同疆界。清廷深知，同强盗做邻居，剩下的家当也不保险，因此加紧谈判，好不容易与俄方达成了脆弱的协议：第二年夏天双方勘界立碑。
中方勘界代表团团长是户部仓场侍郎成琦。朝廷之所以选中他，一是仓场侍郎专门负责中央粮库工作，管着北新仓、海运仓等13仓，办事比较仔细，对数字也敏感。二是因为中央粮库的客户只有皇室一家，其负责人政治上绝对可靠。
清廷没有看到仓场管理人员的另一面。在清代，仓场和内务府分掌皇室钱粮，是最有油水的两个机构，干部地位高、权力大、来钱快，吃喝玩乐样样在行，工作上扶个油瓶都怕累着。果然，成琦既不专业又不可靠，还怕吃苦。
成琦到达现场后，嫌边境地区路不好走，根本不实地勘察，整天躲在宿舍喝酒泡妞抽大烟。手下给他准备了地图，他看不懂，也不问，干脆扔到一边。而俄国人却一刻也没闲着，情况早已了如指掌。勘界谈判时，俄国人拿出私制的地图，指哪里、说什么，成琦只管连连点头。
俄国人摸清了成琦的底细，开始坑他。签约之前，俄国勘界负责人说，这是两国大事，咱俩实地走一遍为宜。半天下来，成琦已经累得不行，加上烟瘾发作涕泗横流，早早就回去了。第二天，成琦死活不愿意再受这个洋罪，俄国人乘机拿出单方面准备的协议文本，成琦看都没看就签了字。
埋设界碑之前，俄方代表又提出，这是两国大事，咱俩到各点搞搞仪式，以示郑重。成琦面有难色，这得跑多少路啊，这不得累死我呀？对方顺势说：当然，国际上还有一个变通办法，既然两国友好，双方领导可以不出面，派基层干部具体办就行了。
成琦赶紧说这样好，这样效率高！马上指示手下的小干部，跟俄方人员一起去立碑。
俄方的界碑是石头做的，非常沉重，成琦做的是木牌牌，轻飘飘的。尽管如此，俄国人几圈下来没嫌累，成琦的手下却瘫在地上不动了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这些人平时做惯了大爷，何况烟瘾又来了。
这时俄国人及时伸出了友谊之手，对中方办事人员说：这点小事我们顺带一块办了，你们回去休息吧，谁跟谁呀。
这边一听，连说“好好好”，一溜烟往回跑。结果，中方一共8根界桩，俄国人帮着立了6根，每根都向中方境内拼命偏移。最要命的是，最具战略意义的编号为“乌”字的一根，本应距日本海仅一箭之地，后来死活找不着！俄国地盘扩大了不说，中国离大海更远了……
二
与成琦恰恰相反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(其职责相当于今天的监察部副部长)吴大澂，却是一位奇异卓绝的民族英雄，其成就直到今天也令人难以置信。可惜我们如此健忘，几乎记不起他的名字。
1886年，在成琦草草了事的勘界工程25年后，吴大澂过来检查边防工作。这个瘦弱的苏州人一天也不肯歇，踏遍了边境的每一寸土地，入夜秉烛疾书，给光绪皇帝打了一份充满民族义愤和责任意识的报告：
图们江出海口看不到乌字牌影子，土字牌距海达44公里，远远大于议定距离；由于风吹雪打和俄方肆意挪动，我方木质界桩早就毁损不堪，俄国的界碑则被当地群众称作“马驮界碑”，不知向中国境内流动了多少回；从珲春河到图们江500多里，竟然一根界桩也没有，黑顶子山一带早已变成俄国兵营，中国一只兔子也进不去。如此下去，整个东北不保，北京将成为前线！
朝廷的意思是死马当活马医，成琦之流兴奋地等着看笑话，朋友和同志则捏着一把汗。而吴大澂，早已横下了一条心，决计完成不可能的任务。
战场上做不到的事，谈判桌上能做到吗？在天时地利人和一个不占的困境中，吴大澂困兽犹斗，他的大智大勇发挥得淋漓尽致，给他苦难深重的祖国长了一回脸！
首先是据理力争，要求重立土字碑。俄方强词夺理，说海潮涨到哪里哪里就是大海，现在这个位置就合适。吴大澂驳斥道，全世界都知道江口就是海口！按照你们的道理，哪天海水倒灌到长白山，那长白山也是俄国的？由于依据的是正式条约，俄方又讲不出新鲜道理，很不情愿地让了步。
于是，土字碑大步向外推进，一块宽600米、总面积10平方公里的土地重回祖国，使中国距离日本海只有15公里，大海清晰可见。
接着，吴大澂提议中俄两国共享图们江出海权。俄国人非常吃惊：这位中国代表与他的北京同僚不同，竟然具备了现代海权意识，于是极为敏感地断然拒绝。吴大澂不依不饶不放手，最终达成了这样的妥协：出海权虽不能共享，但中国船只可以借道出海，俄国不得阻止。
从此，中国在法理上有权顺江而下，只要一杯茶的功夫就能驶入日本海。从这里到日本的新潟港只有400多公里，比从大连出发要近600公里。
考虑到东北亚复杂的地缘政治现实，获得了图们江的实际出海权，其战略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为过，可谓功在千秋。在19世纪的中国能具有如此远大的目光，吴大澂实在不同凡响！
值得一提的是，128年后的今年5月，中俄两国在上海亚信会议期间，签署了共建共享扎鲁比诺海港的协议。海港离中国珲春只有18公里，建成后将是东北亚最大的港口，也是中国与欧亚之间新的海上丝绸之路。这个协议的前提条件正是吴大澂当年给我们预留的。
最让俄国人瞠目的是，吴大澂竟然得寸进尺，索要黑顶子山地区。把到嘴的肥肉再吐出来，沙俄历史上真没有这样的习惯。但吴大澂故意先说要滨海土地，等于要出海口，俄国人火冒三丈，激烈的争执客观上导致谈判得以延续。
就在锯子拉得最艰难的时候，夜里俄国人把海参崴港军舰上的氙气大灯一起打开，炫耀武力，警告中国见好就收。
可惜吴大澂不是成琦，他早有安排。整支北洋舰队及时赶来进行友好访问，吴大澂热情地把俄方请上定远舰参观。入夜，吴大澂突然命令舰队打开所有电灯，比俄舰的氙气灯不知耀眼多少倍，照得海参崴彻夜不眠。
俾斯麦的名言“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”，俄国人最有体会。虽然在8年后的甲午海战中，这支舰队不幸全军覆灭，但此时却稳踞世界第三、亚洲第一，其中定远号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。俄国人叹口气，恋恋不舍地将黑顶子山地区完璧归赵，这就是今天珲春的敬信镇。
仅从土地面积上看，吴大澂为国家争得的总共不过百十平方公里，似乎并不起眼。然而，自鸦片战争以来，清政府与外国的每一次谈判，无不以割地赔款告终，从谈判桌上拿回土地、争得权利这还是第一回，直到清朝灭亡都是唯一的一次。
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贪官懒官，但这艘老旧大船还能够往前走，吴大澂这样的民族脊梁是重要的支撑。在那国家任人宰割的破败年代，中华民族竟站出过吴大澂这样的优秀儿子，怎不令人心潮澎湃、热泪盈盈：谁说中国无人！
三
今天我们来到图们江畔，膜拜吴大澂面朝大海的高大石像，心中自然产生一个疑问：同样的高级官员，成琦为什么会丢弃国家核心利益、遗臭万年？吴大澂为什么能虎口夺食、名垂青史？
第一次视察东北边务，吴大澂就向中央提出开放东北全境、准许内地移民的建议，这是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的：东北是清朝的“龙兴之地”和战略后方，封闭东北是其基本国策。但吴大澂看得清楚，东北之所以不断被外人蚕食，就是因为人烟稀少。只有人口增加了，资源开发利用了，东北才可能稳固。倘若东北出了问题，全民族都没了退路，哪还有爱新觉罗一家的私利！
开禁政策实施没几年，吴大澂再次来到这里，看到路边有一群可爱的孩子在捉迷藏——原来边疆已是人丁兴旺，一片祥和！这位诗人政治家禁不住热泪盈眶，诗兴大发，细腻描绘了内心的欣喜和豪迈。
在与虎谋皮过程中，吴大澂一有空就反复书写“龙”、“虎”两个大字，爱国激情力透纸背，其手书龙虎碑至今还屹立在那块失而复得的土地上。他每天写日记，抒发必争必死必胜的决心，留下了《皇华纪程》这部洋溢着强烈爱国主义激情的珍贵史料。
在顺利结束对俄*判后，吴大澂一鼓作气，更换了成琦的所有破烂牌牌，加上补立的，总共36块厚重石碑巍然矗立。此外，更有一尊金光闪闪的铸铜界碑，高达4米多，直径1米多，镌刻着他自撰自书的铮铮誓言：疆域有表国有维，此柱可立不可移！
就这样，文弱的吴大澂挟着壮烈的民族精神、炽烈的爱国情怀，在虎背熊腰的欧洲人面前，顶天立地，凛然不可侵犯！显然，对国家、民族和人民最真挚最浓郁的爱，正是吴大澂建立奇功的原动力，也是他与成琦大相径庭的内在根源。
有了这份大爱，就有了忠诚和信用，就有了利计天下的浩然正气和无尽的聪明才智，就会有所作为、甚至大有作为。以升官发财为人生目标的人，孜孜以求的只是个人和家庭的私利，贪懒散奢、失信背叛是其本能选择，自然成事不足、败事有余。
让成琦这样的沙子淘汰出局，让吴大澂这样的金子闪闪发光，营造优胜劣汰的从政环境，培育良性循环的政治生态，是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前提条件。党中央坚定而持久地开展打贪肃懒、整饬党风行动，其终极意义就在这里。
